【www.dagaqi.com--房贷】
瑞信近期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2.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富裕国家，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人口，达1.09亿名。该报告发布后迅速引起国内媒体舆论高度关注。
关于瑞信财富报告的一个热议焦点，即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究竟是多少？马云[微博]就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已达3亿。日前有专家刊文表示，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实际为2.04亿人，远超瑞信财富报告里的1.09亿人。而且，中国中产阶级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万亿，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然而，财富增多、中产阶级增加也许并非看上去那么美。近日，一篇《“年入70万不够用”算哪门子危机》文章晒出一个中产阶级的工作生活和一个中产阶层家庭账单，显示了中产的纠结和焦虑。
“年入70万不够用”算哪门子危机
转自上海观察
我的“中产阶级危机”
时钟指向22：00。每天的此时，当夜渐渐深起来时，不知谁家电视的声音吱吱呜呜从窗外飘进来，仿佛让人感受到一些久违了的属于过去那个年代的悠闲与无聊。女儿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知道，接下去的一个小时属于我。我通常用这一个小时阅读，或者思考，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不知从何时起，我被周围人称为这个社会里的“中产阶层”，这是一个很诱人同时又让我感到些许迷惑的称呼。
我不知道周围人的平均财产是多少，自然也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中产”的那一份子。但我知道自己似乎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生活，但仍然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困惑。所以，我很难确信自己是否真的跨上了那级被称为“中产”的阶梯。
我生活在上海，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毕业于全国重点大学，恋爱买房结婚生子按部就班，人生就像教科书上教的那样，一步也不差。丈夫毕业于一所名校的热门专业，还是博士。新世纪的头十年里，我们还清了内环一百几十平米的房贷，开着一辆20万的家用车。
就这样浑浑噩噩流水一般地度过了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发现自己逐渐成为身边人眼里的“中产阶层”。于是乎，“中产阶层”的烦恼也就应运而生了。起先只是掀起一些小浪花，后来却逐渐涌成了大潮，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所谓“中产危机”，大约就是这样的吧。
花销不小、存款不多
危机之一，首先是没钱。对，你没看错，最直观也最现实的烦恼就是——没钱。
且听我慢慢道来。我们目前的家庭收入税前大约为75 -80万。除去税金养老金各种金，大约25-30万，所以到手差不多是50万上下。开支如下(见附表，制图：邵竞)
这就是我们一家全年的开销，约40万元左右。当然，我们不是月光族，但不得不说，我们能存下的钱真的很有限。当然，孩子在上小学之前，教育费用没有那么高，但那时我们的收入也稍微低一些，所以每年能存下的钱基本也就一年10-20万之间了。
如果再加上一些简单的投资(实际上也没有太多余钱去投资)，例如股票或理财产品，可以想象，我们十年来的积蓄是算得出来的。
未来十年的巨额开销
这么多钱，还有存款，看着也够花了，不是吗？但想到将来，我还是不免焦虑。毕竟，根据正常情况，未来十年我们除了每年仍然需要这样的开支，还有以下这些开支是需要准备的：
1、子女教育：女儿如果在18岁高中毕业就出国的话，我们就至少需要准备200万的存款；如果她高中需要读国际学校，支出需要增加100万。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是未来十年最大的开支；
2、医疗：家里的四位老人，未来十年都将进入80岁左右的年龄段，而我们自己也将进入四五十岁的疾病高发年龄段，50-100万的应急医疗费用，可以说是救命钱；
3、养老金准备：十年以后，我和先生都将步入五十岁左右的中年期。退休后的生活要能保持一定水准，更多仍需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养老金的准备。以现在物价一年60000元支出的考虑，两个人如果都有幸活到85岁，就需要准备150万的养老金；
4、子女结婚：不管别人怎样想，我女儿结婚时，除非她自己不要，不然我会尽力为他们的小家庭助上一臂之力。我们这样的家庭，准备100万左右差不多吧；
5、个人培训：越接近四十，随着“中产”生活的轨迹越来越清晰，自我的提升也变得迫切而重要。尤其是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自己的肤浅和不足，因此更确信也更有目标地希望在自己向往的领域中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我的目标是考出心理学硕士学位，大致所需要的经费是15万元左右。
6、大宗开支：更换车辆大约在30-40万，置换或房屋装修及各类电器更换，大约40-50万。
综合以上，差不多在550万-650万之间。看官们显然都看出来了，根据我们的收入情况，拿出这笔钱是很困难的。
来源：基金行业网（jijincn）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此文所说的中产，大抵类似10年前左右大学毕业、或本科、或研究生，经过10年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这些年大抵搞定了车、房，有些人房还多套，手上有点存款，多的百万，少的几十万。
这些有你的辛苦努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这10年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各个行业都澎湃发展，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牛市你赚了10倍，不是你有多牛逼，是因为牛市。
一定不要沾染恶习，无论是面对生活还是面对一些投资，不要想当然，保持谦卑心，切忌贪婪、恐惧。
此文角度独特，文笔犀利，看官引以借鉴。
破产第1式，创业
对，你没有看错，就是创业，现在是万马奔腾、全民创业年代，创业怎么会破产呢。
我所谓的中产，大抵类似10年前左右大学毕业、或本科、或研究生、或985、或211、或三本，到现在都一个样了，经过10年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这些年大抵搞定了车、房，有些人房还多套，手上有点存款，多的百万，少的几十万。注意我说的前提，这些有你的辛苦努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这10年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各个行业都澎湃发展，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牛市你赚了10倍，不是你有多牛逼，是因为牛市。
1)第一类创业是做衣食住行，本职不丢想弄一摊第二事业。
我发现我周围的特别喜欢第二事业做餐饮。
餐饮可是一个大火坑。我身边有3起失败案例，第一起做火锅。
第二起做中高端餐饮。第三起做牛肉拉面。豪情万丈的投入，最长的没有坚持半年，个例不详细列举。说个大概做牛肉拉面的亏损，盘店顶手费10万、装修20万、房租20万、灶头4个人一个月共2万，一个收银，2服务员，一个共7000，另外牛肉拉面是清真的，你不是姓马，也不是小白帽，开业就有人找你麻烦，别想报警，没用，最后花了8万摆平。你想想一碗面10块，鸡蛋一个1块，就算毛利润50%，一天要卖多少碗能保住成本，开业三个月止损，亏了70万。我本人没有从事过餐饮，从旁观者来看，小规模的餐饮，做面、做成都小吃、做特色的黄焖鸡米饭等等挣的是人工钱，也就是本人又是老板又是干活的，家人上阵，雇佣1、2个服务员最多，比打工强，这没有问题，中产就算了吧，去炸油条做豆浆你又放不下身段又没人家能吃苦。高端的做品牌加盟我不懂，就不说了。反正玩中端的餐饮对没有经验的中产是破产的不二法门。
2)第二类创业破产的是做简单的贸易、倒买倒卖、简单的系统集成等等，这类破产往往是一个脆弱的链条一环断裂。
打个比方，你在医院有些关系等等，然后打算整个公司给医院供设备，现在通常要招标，如何招标拿单子就不说了，假设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设备通常是比如GE、西门子等等，电器设备比如有施耐德、ABB等，你拿货的时候上游厂家没有全款不会给货，空手套白狼很难了现在，设备安装调试完了，后期的维护中间调试你都搞不定，请原厂的工程师来一次就收一次钱。最后最后你终于要收款了，用户验收、付款，你要等着回报了，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那个领导被双规了、那个领导被调离了，或者提前退了等等都是一堆问题。我一朋友给一民营医院供了一批设备，半年不验收，堵门警察要抓人，最后只好把设备拉回来，拉回来卖给谁呢?每天看着这个都愁的吃不下。类似的生意很多，前期垫资、中间实施后期收款链条太长的生意都是危险的生意，房地产不景气，房子卖不出去，很多做垫资建筑的、供材料的都血本无归。
创业不易，技术?资金?人脉?市场?年龄大、身体差、技术差、激情小、担子重、家庭责任大、拖家带口要还房贷、人脉窄，好了，你说你要出去创业了，别冲动。
所有成功背后都有长期经验的积累、技术的积累、人脉的积累、资金的积累，这些积累到有一天厚积薄发，才能绽放出绚烂的火焰。
破产第2式 炒股
我真心不想写炒股破产的，因为这在当下今天每天都是案例，根本不用举例子，还是那句话，牛市赚10被不是你牛，而是因为牛市。如果不融资借贷杠杆炒股，6124点过来多少股也解套了。不乱动，扛住就行，如果拿的是医药、互联网等行业，早就赚了也不止。
一旦用了杠杆炒股，就属于到期必须变现的一种品牌，类似期货属性，期货的对手盘就很明确，优势的一方一定要把对方打爆才会收手。现在是大家都融资，主力虽然也被套，但是如果一直往下面做，打爆融资盘，融资盘割肉后就能在底部接到大量筹码，稍微反弹主力就盈利了。以前不一样，主力也只能做多才能赚钱，打下来也没有多少人割肉，只能在底部慢慢磨收集筹码，时间以年、月计算。现在不一样，有融资盘的砸到1/3, 1/3不行砸到1/4。
还有就是买港股，还好现在沪港通选择的都是红筹股，蓝筹股，就这大陆买入量第二的汉能就有无数的人中招，考虑到50万资金才能开通这个，25亿人民币啊，灰飞烟灭了。当时我看到汉能的k线就和朋友说这个是高位跑马梁，典型的庄股，一旦崩盘就跌成渣渣，没有想到如此彻底。几乎没有任何解套拿回少许现金的可能了。以汉能的盈利情况分红估计也不要想了。
想起来一个网友的文章，很早很早了，说他拿着电话单水费单用旅游的机会到香港开户，开户买这啥呢，这个时候他想起杨澜女士那高洁职业美丽女神范儿。。。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燥热，就买阳光文化，据说累计下跌了98%，反复缩股100万股最后缩到2万股，最后女神说好累，对不起，卖了不做了。港股里面有很多仙股，有暴利也有巨大的风险。随着a股注册制放开，新三板放开，这种人为炒高然后暴跌的场景不要太多，大家擦亮眼睛。
破产第3式，期货
我做期货说不上破产也我把牛市股票挣的钱亏损一半，算是收手早的吧，捡回来一条命。先说说我怎么会走到期货这条路上去的。我在上次大盘4400点拐头的时候开的期货帐号，目的是股指期货做空，觉得股市有泡沫，做股指期货之前要做10笔商品期货，我选择了黄金，到现在为止我也只做过股指和黄金。亏损累累后我彻底不碰期货了，输的钱认了，在也不想翻本了。也许是我不牛逼，做不了期货，说几个牛逼的人吧。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宁财神，知道怎么宁财神才写网络小说做编剧的吗，每次看宁财神的喜剧都觉得这大神真是才华横溢啊。宁财神,真名:陈万宁,15岁上了上海财经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期货交易员,以期货为生,至今仍叱咤于期货领域,小有名气。这样的条件，15岁我还在读初中啊，科班出身，有老爸带，做期货成百万富翁 几个礼拜赔光破产.从此不碰期货，网络写作成就了宁财神。
第二个就是申银万国证券自营部衍生品投资经理赵立臣，为上海财大的硕士,1978年生人，和我同岁，一样的教育背景经历，自己抵押房子贷款做股指期货，做多，希望当时的一个反弹继续延续，很快就能还完贷款家人压力小一些。这一刻他已经在和魔鬼交易了，两周，只过了10个交易日，已经要补充保证金负责强制平仓，扛不住压力放弃了，放弃了一切放弃了家人放弃了孩子跳楼自杀。
第三个就说最近的逍遥刘强，也是和我同岁的样子，北京物资学院就是现在的首都经贸大学第一届期货专业毕业生，百分之百的科班出身，中国期货的黄埔军校，如果可以，真不希望你跳楼自杀，我读过你的书，你的《期货大作手回忆录》，看过的博客，很多的投资心得。。。我们可以从此不碰期货，也可以活的很好很快乐。。。
既然期货我失败了，也不打算再碰了，失败或者成功的经验也说不上了，说几个步骤吧，这些牛人为啥会爆仓，为啥不止损。
期货的第一步，小仓试探，这个时候你发现这就是捡钱，比捡钱还容易，对吧。
期货的第二步，仓位比较大，会设止损，你如果看期货的k线的话，会发现每天都有几个上下的长针，因为期货现在很多都是程序化交易，机器会执行止损，这个长针就是收割止损的。由于止损为了马上卖出设的都是市价委托，往往会比期望的止损要大的多，一天来这么几回人不就疯了。高手往往会不设程序止损，10次里面8次都会回来，剩下的2次。。。
期货的第三步，仓位有很多做法，有各种加法，反正最后等到你重仓后，又没有程序止损。。。
不说了，小小的中产别想期货了，我认输，期货的机会确实多，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池子里面，里面都是泥鳅，太多了，你空手去抓拿网去抓都行，你能抓多少都是你的，条件是，不能摔倒，摔倒一次就淹死。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比喻。
炒房团是怎么赚钱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炒房团的利润来源于房价的上涨，但这一假设本身就直接低估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智商——这意味着开发商的“贱卖”。炒房团真正的利益来源，是房地产开发商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利率的利差。这是一笔确定的、高比率的收益。
炒房团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炒房团的运作流程怎样?他们是怎样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利益分配？他们的组织形式、商业运作究竟怎样？
对于外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本文中，房地产行业知名律师张捷先生阐释的运作逻辑，已经超出我们简单理解的炒房团运作模式。无论文中所谈到的现象具有多大的普遍性，都应该采取措施，从源头上杜绝此类投机运作方式，释放炒房团获取的巨额利益，真正给高房价下调创造空间。
炒房团的利润来源
即便是在大牛市中，如果认为炒房团次次都能准确判断各个地区和楼盘价格的上涨下跌，也是太高估了炒房团的智商。在这样的博弈中获取暴利并不容易，且风险巨大。更何况在计入税收因素后，这个游戏可能演变为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也就等同于赌博了，这绝对不是大规模炒房团赚钱的常态。炒房团真正的利益来源，是房地产开发商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利率的利差。这是一笔确定的、高比率的收益。银行信贷利率约为年息7%，加上各类手续费不超过10%，但民间信贷利率一般是月息2%—5%，还要以复利计算。综合到年息，最高能超过100%。
在房地产整体信贷政策紧张的背景下，我国地产行业开发商实际上长期处于开发资金严重紧张的局面，因此往往不得不寻求民间信贷并忍受银行信贷和民间信贷的高利差。
在这个背景下，开发商是希望能够尽早出售房子并回笼资金的。因为即使是将来房价可以上涨一倍，其中的价差也是付了高利贷。高利贷的高额利息甚至还无法在税前扣除。可以说，正是开发商高额的融资成本，才产生了期房与现房的差价，以及开发同样项目的一期与二期、三期的巨大差价。这种差价的本质不仅仅是房价的上涨，更是资金成本的反映。
对于开发商而言，炒房团实际上起到了资金来源的角色，炒房团所主要获取的确定的收益，也即是此利差部分。
开发商需要炒房团
办理假按揭套取银行贷款，这曾经是过去多年房地产开发商解决资金压力的惯常做法，但风险极大，而且监管也越来越严。尤其是限购二套房的贷款政策出台以后，找愿意假按揭的人也越来越不易。
但开发商的资金需求依然存在，而且在宏观紧缩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紧迫，这就给炒房团留下了空间。
实际上，炒房团也是在套取银行资金，但开发商对此没有任何法律责任，都是由炒房团承担。而且，炒房团也是每一个成员独自面对银行和律师的审查，走的是正规渠道，也没有给银行和律师行贿，在形式上符合法律政策，银行工作人员也没有假按揭那样的责任问题。
很多人会问，开发商需要资金，为什么非常希望和炒房团合作，而不是直接先期降价卖给公众？这里有几个复杂的原因。
其一，部分房源的降价出售会令市场不容易接受后面的再涨价。尽管政府要求开发商不得捂盘、不得惜售，但是开发商只想低价出售部分房子以得到所需的资金，而其他房子是要高价出售的。因此开发商绝对不会接受低定价导致房屋被一抢而空的结果。更何况有的地方政府还制定了开发商不得中途涨价等规定。
其二，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即便低价公开卖出（部分）房，开发商也不能迅速收到卖方所得资金。
正因此，开发商是绝对不敢以低价开盘。 正因此，开发商会希望和炒房团合作——定一个较高的开盘价，但立即以很大的折扣卖给炒房团，而且只卖出开发商希望卖出的数量，其他高价开盘的房子就慢慢地卖。
如此合作的直接结果是高开盘价、开盘高成交量，这会直接影响市场心态，给开发商和炒房团带来更大的利益。
炒房团撤出手段：退房
炒房行为最终成功的关键是房屋要能够出手，顺利退出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
炒房行为的成本看似是很高的，尤其是不足两年的房子。而且炒房团人数众多，又是异地炒房，对于有关房屋的管理也很难，抛售会很困难。那么炒房团如何退出？
这就要依靠开发商进行协助——退房。
一般来讲，炒房团都会和开发商签有退房协议，他们随时可以退房，开发商也可以随时将房屋再出售。采取这一办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大规避了税收，因为退房不需要交任何税款。由于是以开盘价的低折扣价格买入，退房意味着炒房团可以直接锁定利润。
这样的退房操作一般是在期房交房、开发商撤场之前。因此，实际上，炒房团持有房屋的时间一般也就这么长，往往不超过一年半，而收益一般是房价的30%。
房屋真正的销售都是通过开发商的销售团队或者专业的房屋销售公司来解决。此时炒房团拥有的房子和开发商还留有的房子就会一起卖，进行混合销售。这样，真正的买房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是炒房团的房子还是开发商的房子，挑中了一套炒房团的房子，炒房团就退这一套，在购房者眼中是与直接购买开发商的房子没有区别的。这样的结果就是退房率超高，北京出现不少楼盘显示的退房率居然超过100%，也就是所有出售的房子被退过一遍，这背后就是炒房团的功劳了。
炒房团的运作流程怎样？
炒房团找目标开发商炒房一般是不从售楼处下手的。去找销售经理、总监也不成，甚至总经理也不成，而是直接找到老板。这是因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否则很多关系户都会找上门，按炒房团的价格要房子。
对于不熟悉的开发商老板，炒房团会从售楼处职员开始找，但是背后的运作机制是绝对不和职员讲的，一定要见到老板才会说。
对职员的说法就是以要大量团购为由要求见到老板洽谈。炒房团一般是找专门的房虫，他们的职业是倒卖项目赚取佣金，是一群资金掮客。在炒房的利益之下，很多房虫后来还成为了专业的炒房团中介。
最初，炒房团操盘手往往要说服开发商合作，但尝到甜头以后，开发商就会主动寻求合作，并且开发商的老板之间也会互相介绍。其表象就是某个炒房群体会专门跟在某个开发商的身后买房子，开发商到哪里就买到哪里，炒到哪里。
在炒房的利润分配上，如果是炒房团出资，操盘手团队至少分三成利润；如果是私募带资并操盘，炒房团的“演员”们可以分三成利润。为了能保证得到利润分成，操盘手团队会以建筑公司的建筑安装费用作为转钱通道，参与的建筑安装公司也可以有经手金额1%~3%的管理费。
参与建筑安装实现避税
开发商与炒房团的合作还有一个更高的等级，就是在建筑安装（下称“建安”）成本领域，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规避高额税收。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相关税收是非常高的，土地增值税是增值部分的30%—60%，所得税是25%。要是走正规手续，怎么算税收也在50%以上。因此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避税成了问题的关键。
建筑公司的意义即在于此，因为在房屋开发过程中，只有建安成本可以在增值税中扣除，其他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不能在土地增值税的税前扣除，只能在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另外，建安的营业税也是非常低的，只有3%，加上附加费用也就是3.3%，比普通5.5%的营业税比例要低不少。建筑承包最后的收益所得税一般是核定的定税，比例也很低。
操作链条是这样的。炒房团的操盘手会与开发商签署一个工程承包合同，开发商以建安费用把垫付的首付收回来，在开发施工中转包一手。通过这样的操作，开发商可以直接享受税收上的好处，因为土地增值税税率是从30%至60%累进的，在建安成本大增以后，原来按照百分之五六十征税的增值税部分就变成按照百分之三四十进行征税了。
经过这一腾挪，从建安公司得到的钱是把开发商的企业账户和支票按照承包费用的合法途径变成了个人账户的现金。对于类似炒房这样动辄超过百万的现金流动，央行反洗钱部门也是筛查监管的，而经过上述操作，不但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使得政府在各种统计之中看不到。而给建安公司1%~3%的管理费，就等于是一个支票提现费用。
因为无利可图
未来十年无人敢炒房
在海南三亚，曾经被炒到6万元一平方米的海边公寓，现在2万元也无人问津。温州、义乌、长沙、南京、成都、合肥，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天津的滨海新区、南昌的红谷滩，曾经炙手可热，现在冷僻朝阳。更有全国许多县城，把农民赶上楼，强行拆迁，毁坏耕田，破坏山林，一股脑地来开发房地产，现在工地已经停工。
无论是何种资产，只要是资产，价格都是有周期性的，从来没有一种资产价格可以一直往天上涨。越是长得快的资产，跌起来也是惊人的。这是市场的规律。
在全球各国，只要是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全部遭遇泡沫破灭。中国也一样。这一轮泡沫其实正在破灭，因为没有选择。大家都没有退路，政府不敢取消限购，取消对房地产的信贷管制。开发商降价没人会出手，除非一次降到与当地居民收入相均衡的状态，才可能放大成交。
未来中国各大城市房价将进入普跌状态。至少将下跌三年。三年后，房价将会走稳，随后两年温和上涨，但是，此时，中国房产税开始开征，随后，人口结构发生作用，无人会去买房子，像现在的欧美一样。经此泡沫破灭，中国未来十年之内无人会去炒卖住宅，因为无利可图。
身家超600万者多炒房
据经济之声报道，胡润研究院《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270万人。高净值人群中北京最多，行业分布以企业主、炒房者、职业股民和金领为主。
报告说，“从2009年到2011年，高净值人群有超过50%的资产以现金和存款的形式配置，房地产与股票型基金的配置比例也相对较高，而以信托、私募股权基金、阳光私募、保险、债券等其他类别的配置比例不到30%。” 分析认为，将大量的资产配置于现金存款、房产及股票基金中，这在过去通胀处于高位，股市楼市皆下滑的国内市场是极为不利的。
双重拷问炒房团被套
曾几何时，“温州炒房团”影响巨大，所到之处，楼市热销、房价飞升、人气鼎沸，成为最受各地开发商欢迎的炒家。也是当地购房族最大的梦魇。笔者认为，温州炒房团的被套，至少能带来两个层面的反思。
首先，产业空心化造成的恶果不容忽视，这也是造成温州民间资金外流炒房的主因。根据201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己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原因是现在“实业不太好做”。特别是2008年以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出口减缓，工厂开工不足。只有30%的温州民间资金回归实体经济，65%则流向了楼市和股市。靠高杠杆、高利贷融资的炒房固然能够短期暴利，但如果对市场反应稍许迟缓，或者政策不确定因素带来的调控，都有可能使炒房者陷入巨大风险，当前的炒房团八成被套就反映了这个趋势。
其次，国内资本市场投资品种的不足也使大量民资沉淀于楼市，加重了温州游资向楼市倾斜。资本追求高的回报率是一种本能，但国内除了A股市场，几乎很少有风险适中、回报率高、变现性快的投资品种。加之股市近年来持续低迷，回报率偏低，原先恋战股市的资金纷纷转向楼市，由于我国处于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住房的刚性需求不断攀升，由此带来楼市的兴旺，此种预期也加快了温州游资炒房的步伐。如果不是楼市调控带来的政策性转向，温州游资炒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因此，如何将庞大的民间资本引向有利于国计民生发展的正轨，做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促进消费，这样才能避免炒房带来的金融风险，这或许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4号（总179号） 2014年5月8日
麦肯锡：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中产阶级
——他们的面貌及其制约因素
内容摘要：2014年3月22-2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了更好地倾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对中国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本届论坛邀请了与会公司结合自己的专长和论坛的主题撰写专题报告。本期研究参考是麦肯锡咨询公司为论坛提供的报告。
中产阶级的成长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变革与
社会转型。在这份报告中，麦肯锡将探讨中产阶级如何成为中国可持续增长的经济驱动力。同时也慎重指出，如果不着力打造中国年轻一代的能力，使之符合未来中产阶级的要求的话，这一幕也许并不会真的发生。
关键词：中产阶级；驱动力；制约因素
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中产阶级
——他们的面貌及其制约因素
麦肯锡咨询公司
中产阶级的成长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变革与社会转型。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探讨中产阶级如何成为中国可持续增长的经济驱动力。同时也慎重指出，如果不着力打造中国年轻一代的能力，使之符合未来中产阶级的要求的话，这一幕也许并不会真的发生。
一、中国中产阶级的潜力
就在2000年，中产阶级仅占中国城市家庭的4%1；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68%。今天，城市人口占到中国总人口的52%；到2022年，还将涌现1.7亿城市新居民，届时城市化比例可能攀升至63%。到2022年，中产阶级的数量将达到6.3亿，为城市家庭的76%和总人口的45%。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中产阶级国家。这股浪潮的核心是城市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的水涨船高。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主力军来自技能型白领，他们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也赚取更高的薪水。这既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 “硬”效益，也反映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改善的“软”效益。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众所周知，但政府对有利于释放中产阶级经济潜能的软性推动力的投资或许不太为人所知。以保险为例：2005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近1.5亿中国人，如今95%的中国人享受着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自费比例已经从59%下降到35%。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的发展质量与数量同等重要。
二、上层中产阶级将成为新主流群体
我们将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为两大类：大众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6-10.6万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9000-1.6万美元之间，这个群1 我们将“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可支配年收入在6万~ 22.9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士，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这一范围处于巴西和意大利的平均收入之间。这一群体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低于50%，同时，其消费行为比起其他阶层也独具特点。
体2012年占城市家庭的54%；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10.6万元人民币到22.9万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1.6-3.4万美元之间，这个群体2012年占城市家庭的14%，其消费额占城市居民消费总额的20%。也许到2020年，这个结构会大为不同，上层中产阶级将占到城市家庭的54%，其消费额占城市居民消费总额的56%，而大众中产阶级占比约为13%。不过，这一前景的前提条件是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保持持续增长。
向上层中产阶级的华丽转身，将为企业带来更加成熟、更具吸引力的市场。相对于大众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更愿意为优质产品支付溢价，对知名品牌更为信任，并且更愿意为非必需品及服务埋单。他们的视野也更加国际化，对国际品牌持开放态度，甚至充满渴望。
中国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正在日趋成熟。逛街购物已经不再是理想的全家活动，与10年前相比，他们花在休闲活动和旅游上的时间明显更多。2000-2012年，中国的酒店客房接待能力增长了4倍，自2010年以来，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增长已超过30%，仅2013年一年就有超过1000家新电影院开业。
上层中产阶级是富裕一族，他们在购物方面也比大众中产阶级更为经验老道。将近60%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购买过数码相机，而在大众中产阶级中，这一比例仅为40%。与此类似的是51%的上层中产阶级购买过笔记本电脑，而在大众中产阶级中这一比例仅为32%。衣物柔软剂的购买情况也印证了同样的规律，56%的上层中产阶级购买过该产品，而大众中产阶级仅为36%。
这两个群体对产品吸引力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产品基本功能对大众中产阶级消费者具有吸引力，他们当中2/3的人将“耐用性”作为洗衣机的前五大购买因素之一。而上层中产阶级提到这一因素的人还不到一半。对于智能手机，62%的大众中产阶级把耐用性列入前五大考量因素，仅有36%的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持相同看法。对于上层中产阶级消费者而言，产品在情感和社交方面的卖点正日趋重要，相比大众中产阶级，他们更有可能提到购买洗发水和手机背后的考量因素，
比如“彰显我的品位”以及“让我感觉家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相比普通大众，不断壮大的中国上层中产阶级具有明显的外向型心态。他们更愿意选购洋品牌，洋食品和洋饮料受到34%的上层中产阶级青睐，比起普通市民要高10个百分点。上层中产阶级更倾向于出国旅行。2012年，10%的城市中产阶级选择出国旅行，整个中国城市人口只有3%。这种国际视野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上层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更高，外语能力更强——34%的人拥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26%的人听得懂英语并且会说。他们也因此成为金融服务、专业服务以及旅游业等新兴高薪职业的宠儿。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是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上层中产阶级更愿意网购，用于网购的支出比例也更高。虽然中国市场的独特性仍会存在，但如果上层中产阶级形成新主流群体，我们应当预期它与国际成熟市场的相似性会越来越多。
三、变化中的地域分布
中产阶级的最大增长将会发生在哪里，企业需要对此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城市一直是孕育中产阶级的摇篮，但未来在地域分布上将会趋于均衡。
2002年，40%的中国中产阶级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人口超过1000万的一线超大城市。然而到预计2022年将降至16%，同时二三线城市的中产阶级比例将会提高。2002年，中国三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仅占15%，2022年可望上升到31%。中产阶级家庭占比的大头从超大城市到中型城市的转移，也意味着从沿海大城市向内陆城市的迁移。2002年，仅有13%的城市中产阶级居住在内陆省份，预计2022年将升至39%。
举两个小城市的例子说明这一变化。吉林省的蛟河是中国东北四线内陆城市，因其地处交通枢纽发展迅速。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中草药和食用菌类），是中国最重要的葡萄酒和米酒生产基地。2000年，蛟河7万户家庭中尚不足900户达到中产标准。预计2022年该市将有16万户家庭，其中约9万户（近60%）将跻身中产阶级。
再如甘肃省武威市，同属四线内陆城市，其优势是位于金昌——武威经济开发区；拥有富饶的矿产资源（邻近的石墨烯和钛铁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而且地处铁路和数条高速公路的交通要道。2000年，该市
8.7万户家庭达到中产标准的不足900户。预计2022年，65万户家庭中约39万户家庭（60%）为中产阶级。
如今，地理位置的偏远与否对于塑造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行为越来越无足轻重。7年前中国高铁启用时，许多人称这只是形同虚设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实现满负荷使用。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高铁日均输送乘客已从2007年的25万激增到去年的130万。需求实在是被低估了。如今，沪宁线高铁列车每隔15分钟开出一班，商业和零售聚集带正在融合，中产阶级每日坐通勤火车上班和购物。目前高铁运营线路已达9000公里——按计划，未来数年内还将翻番。
另一个因素，网络零售 “生来就是全国性”的。上海能买到的所有产品，武威也能。实体零售店举步维艰，除了在三线城市建旗舰店之外可能不会有别的举动。某些细分市场，如B2C服装，2013年其在线销售几乎实现翻番，而整个2012年，网络零售飞速上位，一举成为主流渠道。在三线城市，互联网渠道贡献了2012年奢侈品销售的14%，而2010年还几乎为零。中国消费者花在网络社交媒体的时间已达到55%，而美国消费者为38%。新消费行为由此形成，如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购物，或者逛商场只是为了娱乐休闲，而不是单纯地购物。
四、向第二代中产阶级消费者过渡
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一代中产阶级消费者正在崭露头角。他们的父母经历过长期的物资匮乏时期，消费心态比较保守。“第二代”（G2）生活环境较为优越。新兴的G2消费者的安全感更强，更愿意“活在当下”。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大多也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对于工作的满足感和收入增长抱有极高的期望
麦肯锡研究发现，G2消费者比父辈更加自信，更愿意支付溢价。事实上，他们认为昂贵的产品才是更好的产品。他们乐于尝试新的东
来源：新京报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度过一生。
近日热映的一部电视剧《小别离》，围绕孩子的升学和留学问题，讲述了三个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
当护工出身的社区医生和她的的士司机丈夫，处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一心想让学霸女儿金琴琴改写自己一辈子受欺负的命运。靠白手起家、身家过亿的丈夫，和他的二婚的年轻妻子则希望靠将儿子张小宇送出国，让家族扬眉吐气，也好继承家族产业。
另一个家庭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方朵朵的爸爸是眼科医生，妈妈是公司高管，住着不错的小区，虽然不算多富有，但收入稳定，女儿还算乖巧，在外受人尊敬。尽管如此，夫妻二人还是时常因为女儿的教育问题发生争吵。尤其是妈妈，更是将朵朵的考试成绩和前途、幸福、出息相挂钩，向朵朵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母女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三种家庭，在当下的中国都不鲜见，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家境稍有余力的中产阶级，“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只有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向里挤，哪顾得想后面的事”（《小别离》原作者鲁引弓）。
对子女近乎偏激的爱、过高的期待，不仅影响了年轻一代看待自身婚姻和家庭的方式，也加剧了父母辈对待子女的成长、求学、离家、结婚、生子的焦虑。虽然看起来，他们的生活什么都不缺，却在面对日常生活的起起伏伏时，脆弱得不堪一击。虽然依靠自己的打拼，赢得了这一代生活的逆转，却难以将信心延续到下一代。只敢认认真真地生活，靠消耗健康和精力卖命工作，却不敢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表面上优雅风光，其实早已心力交瘁。
中产阶级的这种焦虑症究竟从何而来？身负重任的他们，又如何和自身的困境共处呢？
抱歉，请别叫我“中产”
在这个语义含混的互联网话语时代，少有一个概念像“中产阶级”这样牵动神经，同时又充满理解上的不确定性。随着过去三十年间，阶级话语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逐步淡化，阶级的辨识度已然不如从前那样清晰。直到21世纪，“权贵阶级”、“新农民工阶级”、“中产阶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的观念才再度被唤醒。
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无论是从时间向度还是空间向度来谈，都相当繁复。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定义之一是：人们在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了满足，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相当满足，但尚未达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分布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2. 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
3. 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具有专业的能力
4. 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也有以技术为基础的体力劳动
5. 靠薪资为生，家庭年收入约在7万—28万人民币之间；每月能自由支配至少三分之一的个人薪资（房费、水电费、保险、各种贷款等基本花销除外）
6. 生活有一定闲暇，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对劳动、工作对象多有一定的管理权和分配权。
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称，如果以财富存量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一个成年人至少拥有28000美元的中产群体超过1.09亿，相较于21世纪初规模扩大了5倍，占总人口的10.3%。时至今日，这一数量已经增长到2.25亿，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
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可观的消费能力，正逐渐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在生活各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直接带动了诸多产业的兴旺，比如海外代购、旅游产品、电影和视频网站、汽油消费、时尚奢侈品、广告业等等。随着网上购物、网络平台支付、境外旅游业的极速发展，消费主义这一浪潮的势头之猛，甚至远超出西方一些消费主义泛滥的发达国家。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度过一生。
尽管数据表明了在中国这一阶层的庞大数量，但现实中却少有人认同自己是中产。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对于中产的印象源于由美剧或美国电影勾画出的美好蓝图：林荫大道、两三层高的小楼、修建整齐的草坪、独立车库、一辆敞篷轿车、两三个孩子在院子里嬉戏，每逢周末夫妻二人带上孩子和狗，开车到海边追浪或到山顶宿营„„此般惬意、闲适、富足、无忧无虑的画面，显然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物质水准达到了，消费水平符合了客观标准，但却难以对中产这一身份产生真正的认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15年），从全国范围来说（排除特大城市），个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应该可以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四成认同中产身份。个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维持相当水准的生活，而个人年收入超过30万元应该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半数认同中产身份。
更多时候，人们虽然赚着符合中产标准的钱，内心渴望着中产的生活，口头上依然会把中产当句玩笑话，甚至以此自嘲：“等我还完了房贷，交完了保险和孩子的学费，解决了父母的养老问题之后，再来和我谈中产吧。”
命运的夹层：想攀爬，却止于原地
为什么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难以形成普遍的中产身份认同？为什么明明收入可观，却依然觉得自己“被中产”？
对于自身产生的焦虑，看起来和收入的关系并不明晰，哪怕财富聚集，心态依然萎靡。物质增长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价值、道德、行政等各个维度的扭变，任一维度的滞后或错位都有可能带来不安和急躁的心态。
对于那些准中产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压力似乎每一年都在加重。大学时代自由的余温尚未散去，前一天还在谈论诗歌和梦想，一旦踏出象牙塔，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他们从小接受的信条多半是“知识改变命运”，道理本身依然成立，却在短期内无法在他们身上适用。当诗歌和梦想的话题，变成了车子、房子和票子，他们发现，“能实现的就不叫梦想了”原来还有另一层意思。
现实和固有认识的断裂，让他们不得不自寻出路，一方面通过拼命工作、牺牲休息或健康。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职位竞争的激烈超出想象，他们有可能随时失掉工作，也可能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工资还不如保姆和保洁。房价自2006年以来，经历了十年狂飙突进，已让人望而却步。海外移民潮、购房潮不再止步于上流社会，而是渗透进了中产阶级，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于35岁以后的中产阶级而言，虽然眼下日子过得不错，但一场大病或意外就可能会一贫如洗。除了医疗，子女的教育、结婚、自身的养老费用，都开销不菲。自己几乎是在用生命在赚钱，钱却好像始终不够用。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常态。飞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人们有了强烈的物质欲求，这种物质欲求只会不断提升，不会封顶。当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薪资的高速增长很难持续，但欲望确是无穷无尽。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希望落空的倦怠感。而这种倦怠感，恰恰是快乐和健康的大敌。于是人们想到了逃避、逃离，只是逃来逃去，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
除了和金钱有关的顾虑之外，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和环境污染也让中产阶级倍感困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72.8％的中产阶级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39.8％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8.5％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2.5％认为缺乏“劳动安全”。认为缺乏“人身安全”和“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的比例分别为11.7% 和13.8%。
引用前阶段引发热议的《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中的一段话：“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孩子，我们要给你最好的！中国中产阶级,房贷危机
做了父母的焦躁的中产，深知自己奋斗的艰辛、生活中诸多力不能及的无奈，以及重压之下的精神抑郁，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一方面对下一代是否能维持中产、同时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没有信心。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躁。
无形之中，他们将这种近乎狂暴的急功近利传递给家庭和孩子。这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考试是向另一阶层流动的唯一有效途径之后，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牺牲自己，让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在一二线城市，我们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父母：为了给孩子争取教育机会，学区房的争夺大战年年都在上演；因为老师能力不足而恼羞成怒的家长围攻了校长办公室；减少录取名额之后，校门前的家长情绪激动；为了送孩子出国留学，卖掉家里的房子，甚至不惜负债„„似乎，说孩子是这些父母悬于高崖时眼前的唯一稻草，死死抓住，以命相搏，都不为过。
于是，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都将各种可用的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后代继续接力，在保住精英阶层的基础上，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目的也很简单：让他们在长大之后不必像自己一样，经历贫穷、依靠关系、看人脸色、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摸爬滚打。
然而，生活如同流沙，越抗争，越深陷。当父母们发觉，孩子未来的处境，很有可能依然只是考试、学习、毕业、工作、失业时，便开始为他们寻求更好的上升途径。海外留学，从众多选项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稍有财力的中产家庭的首选。对于一些70后、80后的父母而言，他们或者自己早年就有过出国留学的经验，对海外的高校有着感情上的联络；或是自己当年受条件和视野所限，未能接受海外教育，就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比自己更出色。
随着国内的竞争压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上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一些父母就将国外视为理想生活的翻版。
今年3月份，一位自称是上海的中产阶级在博客中写，孩子的教育费用已经取代房子，成为家庭最大的支出负担。为了让孩子有海外教育的经历，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将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中学。在上海，这样的学校每年需要至少10万的开销，孩子出国之后还要每年将人民币换成美元。似乎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和50后、60后的家庭教育不同的是，70后、80后的中产家庭不再将国内的应试教育视作唯一的砝码。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比前辈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同时自身也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上大学已经不是他们培养子女的唯一目标，教育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孩子婴幼儿时期的国外绘本开始，他们会自主选择更适合的，筛除那些不利于孩子价值观确立的部分。在幼儿园和小学的选择上，大部分家长都会综合考察教师的能力、性格、水平、爱心、耐心，以便自己的孩子能够全方位地感受优质的集体生活。一些家庭深知语言对于未来视野的影响，较早对孩子开始进行双语甚至多语教育，为他们找合适的外教，或是送他们到国外参加各式各样的夏令营活动，开拓眼界。兴趣班依然颇受欢迎，乐器、棋类、运动、表达、艺术等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滋生。以早教、亲子等名目进入市场的课程，更是层出不穷。亲子旅游团也成为各大旅行社比较抢手的项目之一。
一位80年出生的母亲曾亲口对我说，一放假，自己就不得不领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处旅游。原因很简单：幼儿园其他的小朋友都会在假期去旅游，回到幼儿园之后会分享旅行的经历，没有旅行过的儿子就会感到失落和沮丧。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失落，她只能带着他跑来跑去。
“前年去了杭州，去年去了海南，今年估计要去马尔代夫。明年可能就是欧洲了吧。”年轻的妈妈眼神里并没有太多兴奋。
孩子的教育是提升了，家长们却累得喘息不得。他们几乎是在用生命为自己和家庭拼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像《小别离》中的方圆（黄磊饰）、董文洁（海清饰）这样，将几乎全部的生活围建在孩子周围，让彼此都负荷极重的父母，让人觉得辛酸又好笑、隐忍又乖戾、可怜又让人心疼。在中国，这样的父母千千万。
这样的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当有一天，孩子通过努力走进了父母期待的象牙塔之后，反而会无所适从。第一次为了自己而活，他们反而染上了“空心病”，于是孤独、茫然、无原因地感到痛苦和焦虑。殊不知，这些情绪早就渗透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同样焦虑、痛苦、不知所措的父母。中国中产阶级,房贷危机
焦虑的孩子，焦虑的父母，一个个焦虑的个体，构成了当下这个焦虑的时代。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说：“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个焦虑的时代，有幸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症候群的一分子，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认识自己了。
郑永年：才一亿中产阶级，对中国来讲远远不够
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产业革命，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复杂的社会矛盾也逐渐突出。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外部地缘政治的一系列改变。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的环境下找到正确的方向，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多数人谈论一个国家的治理，通常会从政治体制着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然而我认为，一个国家是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调整政治制度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制度，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治理。
在当前的整个世界版图中，有效治理已成为一个难题。欧美的民主制度曾经在有效治理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这一制度目前也出现了问题。美国等多党派的民主政治已经逐步由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并演变成党派的互相否决制，造成民主社会“空转政府”的现象。
而更多的国家，如中东、泰国、乌克兰也出现了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现在看来，让整个世界都建立像西方一样的民主秩序很难，中国也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的问题。
与政治制度相比，经济其实对于维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加重要。任何一个政权、社会，乃至企业，只要经济搞得好，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大家日子都好过，如果经济搞不好，不管什么政治制度，大家都很难过。
与美国通过内部制度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即善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高速增长，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但社会制度仍然缺失，消费社会仍未建立。
从“善政”向“善治”转变，完善社会制度，推动中产阶级 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中产阶级都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基，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使其他因素仍有所缺失，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15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近4万亿美元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21世纪中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理念。同样，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推出多项措施，突出了扶持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同样地，、习近平主席从14年12月就提出的“四个全面”的第一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的概念，与“中产阶级”的思路不谋而合。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10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在2015年达到1.09亿，从绝对值上排在全球首位。但是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发达国家较高的中产阶级比例，其中澳大利亚最高为66%，新加坡、日本均有六
成以上的成年人口进入中产，而美国、韩国则占到四成左右，甚至连南非的中产阶级都达到14.8%。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亚洲四小龙都要迅速，但中产阶级仍然捉襟见肘。中国产生了很高的GDP，但收入分配并不公平。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也正因如此，中国所倡导的消费社会迟迟无法实现。人民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生一场大病就可以倾家荡产，买房子就变成房奴，小孩上学就成了孩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消费。
从历史上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中产阶级是关键的力量。近代国家统一之后，商人成为主导阶级，西方各国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兴的工人阶级，他们靠出卖劳动力维生。这是西方资本快速积累的黄金时期，但同时也是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20世纪初，意识到自己受到剥削的工人阶级爆发大规模暴力的社会自由运动，经过漫长的斗争，他们获得了工资的提升，并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通过将部分资本注入社会，造就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这是保持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
能否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执政者的职
责与能力。与西方通过暴力运动造就中产阶级相比，中国应该借鉴东亚国家治理发展的经验。东亚国家的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在二三十年内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亚洲四小龙接受了欧洲早期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经验教训，由政府主动制定社会政策：如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收入再分配。而新加坡虽然不倡导高福利的政策，但是在李光耀时代，政府为底层20%的穷人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并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制度，以及低福利的中央公积金体系等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动做社会政策，使得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亚各国的经验，由政府主导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起最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橄榄形社会。
不过，在贸易全球化的冲击下，各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也在近年来面临再次被挤压的危险。
瑞银的报告指出，全球财富在2013年增加了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但是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尽管全球个人财富的平均值达到创纪录的5.6万美元，但是个人财富的中位数却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下降了14%。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
势在加深，这一现象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尤为突出。
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流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资本拥有者与工人工资的差距不断加大。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政府和选民却不能。政府失去了就业和税收，造成中产阶级面临压缩。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资本引起。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
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小米、华为等企业纷纷走出去，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问题——不在技术所在国创造税收及工作岗位，而这，同样也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者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现状。
尽管苹果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但却无法产生适合中产阶级的岗位。而这些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并没有办法成长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正在变成社会中的“三明治夹层”，这是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的难题。一个技术不能创造就业和税收，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
月收入4.5万就算中产？八条中产阶级标准出炉，你符合几条？
根据2015年CHFS调查数据测算，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经达到2.04亿人。而且，中国中产阶级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万亿，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然而，中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程度和人口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在财富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 中国，在走向真正的中产阶级国家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
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或家庭才算中产？中产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小编整理了8个中产阶级的标准给大家作为参考，一起来看看你符合几个吧。
提到中产，收入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中产阶级最大的特征就是收入稳定丰富、未来可预期。最新一份关于北亚地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中产阶级调查则显示，中国大陆自认为是中产的家庭月收入在45202元（合6858美元），这一数字在四个地区中排名第二，超越了台湾和韩国。
除了稳定的收入，要想挤进中产阶级的队伍，平时你的流动资产要有百万级别的流动资产。调查显示，自认自己是成功的中产阶级的被调查者中，流动资产达到人民币150万元。也就是说如果流动资产达不到150万，呵呵，对不起，那你不是一个成功的中产阶级。
提到中产，多数人首先都会想到三大件：票子、房子和车子。除了钱，中产阶级还有一套潜在的物质标准——他们至少要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别墅或者房子，以及一辆一线品牌的汽车，当然这些都是全额付款的，还在还房贷、车贷的统统out。除了经济收入、房子车子这些硬件，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软性因素也是中产阶级的判定标准。比如有一流高校毕业、海外留学、EMBA(高级经理工商管理硕士)等高大上的教育背景，或者成为某个公司的CEO、做知名企业家、当名牌大学的博导、某领域的权威专业人士等金光闪闪的经历。
调查显示，高达七成的中国内地中产阶级把健康列为首要人生目标。当然，中产阶级平时必须是很注重运动的，每个人至少有一张健身卡或者高夫球俱乐部会员卡，还要常常展示骑马、潜水、登山、滑雪等一类高逼格运动的特长，不得不说爱运动绝对是当下中产阶级的重要标签之一。
定期出去旅游度假是中产家庭不能缺少的活动之一，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世界那么大，想去哪就去哪。当然有钱也
少不了买买买，心情不好买个名牌包包，心情好就开个游艇趴体。
“生活并不只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用这句话可以文艺地形容中产阶级的生活。中产阶级远不止于物质财富，还要有不失格调生活品质。居住环境可以不像富翁级别那样奢华，但是在装修、家具等方面的选择却格外用心；吃的可以不是山珍海味，但是要有“享用美食”的愉快追求；夜生活也要丰富，比如看看芭蕾舞，听听音乐会，没事也会在家里喝点红酒，品品咖啡或普洱茶。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有钱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藐视他人、素养低下的话，那他算不上一个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要有道德有礼仪还要有素养，无论是谈吐还是行为都要让别人舒服并感受到尊重。
当然，关于中产阶级，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迅速实现物质上的中产，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和创造精神上的中产。只要生活过得健康快乐，不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吗？
中国中产阶级的分析
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2001年说，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萧灼基说：10年后中国将有五类人能进入中产阶层，萧老的预言，给给向上爬的人打打气，给他一个大枣吃。本人想提三个问题：中国的新阶级、新权贵和新精英。
新阶级
故事一：
狗熊带兔子玩，上厕所时没带手纸，狗熊 问，你怕脏吗？兔子说不怕，狗熊用兔子毛当手纸了。狗熊的块头那么大，兔子没法子只好拿自己的衣服给狗熊当"手纸"了。中产阶级象只兔子，跟富人玩好了就变成手纸，玩不好......
中产阶级——难以界定，文学家形容他们象一块没有冻好的冰，艺术家编了一套老板丽人伪幸福的梦，经济学家说他们是中国稳定的核心，社会学家说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家怕他们长得太快胃口太大，行政官员吃拿卡要想捏死他，民工们恨不得宰了他，再来一次均贫富。
一提中产阶级，人人都特敏感，弄得我好生尴尬。不是我存心找不痛快。在我们这个貌似平等的社会中，一谈中产阶级，人们就老大不自在，心中暗想：我算老几？老大、老二、老三，还是个零蛋......有人私下里对我说，其实我是格格。我心说您甭提满清这一壶。路边的小饭馆变成了宫庭宴，电线杆上的小纸条儿变成宫庭秘方，街上的小妞也全都变成了格格。经济学家管这叫"预期紊乱"。关于中产阶级争议和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企盼，象是学术界吐出一串好看的泡沫。人们不否认他的重要性，鲜有人进行分析、量化和实证。我一接这题就发觉不妙，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着力点。中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方的园的还是三角的，他的政治理念、社会意识、生活预期全然不清楚。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原本是个舶来品，欧洲是经过了 300 年工业原始积累，再加上战后持续 50 年的高工资、高福利的保护才出现了中产阶级。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有产者，改革 20 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他们有很强的购买力，他们办公司、投资、信贷、交易和纳税，在这一奇迹中，他们很有特色。所谓中产阶层，是以知识份子、职业专家为代表的主流精英的群体，有院士、研究员、教授、律师、医生、作家、专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等，包括文官、学人和企业家。他们成长周期才10年还很不成熟，我们缺乏训练有素的文官来操作民主，又缺少公益的学人来坚实公民社会基础，更缺乏讲信用的企业家来完善产权制度，从而使经济和民主同时陷入僵局。
早在 1997 年刘吉曾说过，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新阶级。中层消费者怎么形成的？大约是在 1992 年后，要素市场（资本、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中介服务等）开放后，形成的所谓的"第四代富人"。大批政府、企事业机构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海后，利用他们过去的资源和社会网络，中层才迅速扩大。据中国社科院历时 10 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民营中小企业家中干部下海的占 31％。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过程中才形成了广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房贷危机
中层。也正是 90 年代中期，一大批中层的金融资产早已超过实物资产。中层消费者其实就是潜在的中产阶级，他的生活预期要远远超过其它预期。知识、财富、地位等资源的分配本身就倾向于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文官和学人本出自同一条根，却走上不同的路。如何保持官僚制度廉洁，又不脱离民众？他既保持充分的权限，又不损害地方、企业的利益，引导国家经济发展。这些问题曾折磨过历代国家决策人。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受益群体是知识分子，由于市场稀缺资源的知识、权力和资本三大资源首先向他们倾斜，他们走上快速上升通道。在富人和中产者流行的个体排它法，你不富说明你没路子，你费物。
新阶级一起步就象走上了钢丝绳，没招他惹他，他都害怕自已一不小心栽下来。极度渴望别人尊重，又怕受人忽视的痛苦，是中产阶级一大特色。天大的事，莫过于他们自已的地位下降，他们不自信，虚荣势利活得很累。中产阶级最担心的是社会地位，中产阶级社交网络是它化解生存危机的有效工具。二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分化中，迅速分化出来一个获利的少数和失落的多数。任社会学家大喊大叫，富人离散倾向和不满情绪，穷人的反社会和暴力倾向，都是极难对付的。
在改革大潮中，晃晃悠悠的中产阶级象一条船，经济变量越大，人们越是经历着角色和预期紊乱的过程。穷人多以富人为蓝本或参照物，中产阶级更信奉权威和官员，垂涎更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名声、地位和舆论都惊若寒蝉。象叔本华所说：所有的痛苦来自欲望。中产阶级的多重性，即得一些利益，又常常牺牲受挫，寄望于小胜即安，又常常失算。人人自危，即便目前还好，可担心未来的情绪正在蔓延，人们预期不定，社会角色不确定会对社会造成紊乱。精英离权贵资本很近，离穷人却越远。中产者们憎恨比他更富更黑的贪官和富人，可他们也并不喜欢穷人，中产阶级好于同类相聚，远离那些越发好斗的穷人。他们常把自已的不满发泄出去：一个为富不仁的高层，一个充斥暴民的社会！"官不象官傍大款，商不象商勾黑帮，学不象学向官场。"富人在中国近乎无形阶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年中只在国家级春节团拜会中露露面，他们生活在一个特殊圈子，他们害怕穷人的敌视，也讨厌中产阶级的巴结。客观上中国出现了大分化，可谁也不愿给穷人贴标签，这让穷人更抬不起头，中产阶级处在积累期，他们的收入、消费、投资的理念正在形成。过剩经济下，商品市场对他们已失去吸引力，要素市场上他们已成为主体消费群，金融、证券、信息、信贷、劳动力资源等，中产阶级已占主导地位。一旦他们预期不稳，市场必然有反应。预期紊乱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和动荡。
中产阶级总得有个标准吧，有人说有房有车，有人说年收入 20 万，有人说不得少于 50 万。有钱就能提高社会地位吗？那只是给向上爬的穷人打打气而已。实在绕不开钱的话题，清华李强在 2000 年初《经济展望》的统计，全国 3.9 亿户家庭，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加上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天元数据）这是我们迄今看到最全最近的统计数据了。我们常说的 2：8 规律是错的，现在是 8.7％的人拥有 60％以上的居民存款。全国 7万亿元居民存款中，他们起码占了 3.72 万亿元。在基尼系数达到 0.468，中产阶级是不能保持稳定的。
不单单有钱就可以小小不然的挤身中层，还有职业、社会地位、公众评价。综合因素很
多，你受的教育，你所从事的职业，你的爱好、品味，你穿什么，用什么，住的如何，开什么车，说什么话，你一张嘴，你的语音就暴露了你的身份。深入研究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心理预期，对宏观、微观经济相当有用。中产者想什么，他们怎么消费，怎么投资，他们的责、权、利是什么？分析他们的生活预期，这就是个大市场。中层的生活预期，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信用良好的社会界面，以保护他们的收益和地位。迅速扩大的中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世界金融业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自已的中产阶级，中国经济要想和世界经济真正接轨，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意识是建立在公众意志之上，民主政治强调的则是诚实、公正和效率。公平正义不是市场问题，道德沦丧也不市场化的结果，恰恰是制度工具出了问题。人大舆论研究所对社会地位评价，90年代初排在前 10 位的是教师、军官、科技人员、工人、农民、大学生、医生、作家、记者、警察。90 年代未排序则变为科学家、官员、教师、医生、律师、厂长、经理、军官、私营业主、演员、外企雇员。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地位也在重新排队。经济变量越快，人们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增大了。
有人担心中产阶级生成得太快太大，急需扩大他们对社会舆论、决策上的影响力。富裕起来的新阶级，急需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实力。人们一般高估了他们的政治预期，低估了他们生活预期，有专家指出：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其政治人格在向经济人格的转变。中产者有政治理念吗？他们只在小圈子里发发高论，敢到大街上说说吗，马上就灭了你。学者们想得挺好，富裕的人越多，中产阶级是一个扩大的平民化"中层"，当中产阶级融汇了平民阶级，形成扩大的公民社会时，那么民主社会的确立也就为期不远了。此话当真？不是说无产阶级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吗。老大哥都快变成了小阿弟了，海外学者还在那空谈工人变成中产阶级，开什么国际玩笑啊。老大哥早都被失业吓破了胆。
新阶级正在稳固阵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瓦解。中产阶级走的三部曲，通过市场活动达到他们的生活预期，通过生产实践来达到他们的社会预期，通过专业、学术或院外社会活动，最终将达到他们的政治预期。其中任何一条路走通了，都会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影响决策不灵，走市场挣钱再受挫，那只有一条不归之路——社会参预。预期紊乱是会影响稳定的。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对政治的恐惧。中国人很少有政治预期，学人的为权贵赏识，暴民的招安，那是升官发财的梦，升官发财绝不是政治预期。价值观的改变，要比汽车、豪宅的普及慢得多。
亚洲模式都一样，要想出人头地无非是两条路，一靠家族，二靠官僚。第三条路社会参与可能性极小，所谓民间组织 NGO、某某论坛、那仅仅是精英走穴瞎起哄，圈子里竖竖小山头充大个。受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知识分子自已行使主权后，更加摆脱不了集权和专制。缺少公民意识的认同、组织化和程序化，缺少公开的制度化，人与人之间就缺乏一种稳定的关系，随机性行为不断扩大，在个人、家族、利益集团垄断的社会里，腐败才最为猖獗。亚洲价值观被刘军宁概括为： 其一，亚洲价值的核心就是安定与和谐高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国家的权利绝对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国家的安定绝对高于每个人的尊严。在亚洲价值中，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国家的安定。其二，亚洲价值的支持者认为亚洲价值的意义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亚洲价值在经济方面也种下了不少恶果，如官商勾结、金权交易、贪污腐败、操纵市场、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等等。使得腐败几乎成为东亚政治的固疾。其三，亚洲价值观还特别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亚洲的民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也给发
达国家带来借口关于人性人权的的问题攻击，并最终防碍了亚洲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真佛只说家常话，中国最大的问题：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首先是尊重他人的产权。
通缩、二极分化、暴富群体、贪官、暴民大凡都与此有关。流动人口、新移民削弱了原有的社会的纽带、宗法和家庭的控制，两极分化会造成冷漠反常的群体偏见，冲突与混乱就在所难免。不稳定并非是因为他们穷，而是他们都想致富，暴富的期望值超过其满足希望的能力。只要预期紊乱，社会就不会稳定。"只要发展经济，就能保证社会稳定。"那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暴富群体是特殊获利的富人，即使破产，他不是中产者，也不是穷人。于祖尧曾指出，暴富群体的崛起，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不能用占有财富多少来划分是否暴富。只能从牟取利润或租金的途径和手段来判断。暴富者侵吞劳动者成果，掠夺公共财产，挥金如土，败坏改革声誉。解决暴富和解决腐败问题，关键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制，从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国家的政策，货币、财政、税收、利率、汇率等政策，不应成为富人的天堂，应当成为穷人的饭碗。首先是任何资源也不会向他们倾斜，我们一些低级决策（货币、财政和税收），没有给穷人以上升通道。结构性失业把他们最后一条生路也给堵死了。这种群体性排它法，使弱势群体变成危险的边缘人。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卸任前说："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强大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所左右——全球化与边缘化，自由化与极权，民主化与专制，富裕与贫困在齐头并进。二极分化到什么程度，政策是对富人倾斜还是对穷人让渡。政府能否利用税收再分配政策来调控危机。处于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才懂得这场变革的终极意义"。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旗下,给了富人和想当富人的机会和预期,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反抗的手段，发展中国家也找着一个理由，以专制集权方式来推进民主化和现代化。象家长打孩子：是为了孩子好。
我们针对社会稳定的研究，处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应忽视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作用。中产阶级不再是穷人，可远远不是富人，不能让他们惶惶不安像只兔子。
中产阶级调查：中国将逃脱穷国“宿命”？
场景一：上海外滩曼哈顿酒店。
一日，我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忽闻隔桌诸人高谈阔论，争辩起“中产阶级”话题来。我心中窃喜。良顷，趁他们埋头用餐，我转过身去，问其中一人：“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此人从盘子中抬起脸来，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急忙自报家门。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都是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家，来上海参加一个订货会。” “饭后，我能不能到您房间坐坐，聊聊你们刚才谈论的中产阶级话题？” 他又换上了警惕的眼神：“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事后，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记者身份。）
尽管采访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国，热衷于谈论中产阶级话题的人，并不限于大城市的学术界、传媒圈或白领阶层。 如今，在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中产阶级”这个词，你能搜出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阶级”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我说，目前中
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最近预测说，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场景二：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小区。
作家王刚为我沏上一杯茶。
听到我找他要谈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产”生活，王刚一愣：“什么叫‘中产’？” 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是十多年前。当时，文学评论家李陀曾对我说，刘索拉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如果你继续努力，也有可能像刘索拉一样，成为中产阶级。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想问刘索拉，中产阶级将会怎么生活，但最后没敢问。” 刘索拉，女，当时尚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一篇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中国红火过一阵。
“那时，中产阶级在中国好像是一件大事，” 王刚呷了一口茶，“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那么穷酸，来中国还舍不得住酒店，跑到我们家住，但也敢自称中产阶级。”）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级话题，不同的人谈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不仅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莫衷一是，而且对如何划定中产阶级也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准。 引起争议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因为收入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阶层规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
很多中国人对此标准不以为然。一个署名“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的贴上‘中产阶级’标签了。”
但麦肯锡公司的标准更低。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把年收入在25000元（约合3100美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当。
（场景三：重庆希尔顿酒店。
在上海，那位浙江乡镇企业家婉拒我去他酒店房间，探讨中产阶级话题；在重庆，却有一批人主动来到我的酒店房间，讨论同一话题。这批人包括都市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公司白领职员、大学管理人员和新闻从业人员。
“从事色情行业的小姐收入的确很高，但她们肯定不属于中产阶级。”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笑着说。
她用一种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够仅仅用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吗？ “我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调节器，它能调节一个国家前进道路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