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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文称，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比2012年增长39.3%，实际增长28.6%，年均实际增长6.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以来作为反映一个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了解居民生活变化水平情况的基础。
那么分地区看，各地的收入水平如何?第一财经记者通过选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直辖市以外的5个经济发达的省份(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对其各个地级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进行统计梳理，发现在这东部5省中，浙江最为富裕，其所有地市人均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广东、江苏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距。
浙江11地市均超全国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在东部5省中，浙江的富裕度最高，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内所有地级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2016年，浙江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37元。在浙江的11个地市(含副省级城市)中，杭州、宁波这两大副省级城市以及绍兴均超5万元大关，位居全国前列，此外嘉兴和舟山也都超过了4.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刚好是环杭州湾分布。
今年6月发布的浙江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首提“大湾区”概念，谋划实施“大湾区”建设行动纲要，重点建设杭州湾经济区，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之后，又一个大湾区的规划。
杭州湾之外，温州、台州、金华和湖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都超过了4.5万元。即使是发展相对滞后的浙西南，衢州和丽水也分别达到了36188元和3596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2000多元。
浙江省党代会报告起草组在解读省党代会报告时分析，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16年和32年居全国省区第1位，“富”的方面已经有较好的基础。“富”，主要体现为居民、企业、财政三大收入保持较高水平、持续较快增长，最核心的是人民群众生活富裕。
以2016年为基期，按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5%和7.8%测算，到2022年该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将超过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超过3.5万元。
在2016胡润百富榜中，从企业家出生地来看，浙商人数仍然排名第一。若考虑到人口基数，浙商的领先优势就更加明显。2015年，浙江总人口为5539万人，位列国内各省份第10位，仅相当于广东、山东的一半左右。
来自浙江诸暨、目前在广州创业的陈新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浙江商人更拼，更有冒险精神。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浙商也走在了前列。“在许多地方，年纪到了五六十岁的企业家就准备退休了，但在浙江，很多人仍在想着要创业、要干事业。”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浙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无论是劳动力要素、土地等制度创新都走在全国前列，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中所需的各种成本、费用。浙江最早在全国实行省管县，县域经济、乡镇经济都十分发达，每个县都有自己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强大的产业竞争力。
所有的惊奇都在线上。
央视主持人毕福剑的一段在私人酒宴上被手机偷偷拍下的调侃视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成“疯”。画面中的毕姥爷酒喝得微醺，一边哼唱《智取威虎山》的段子，一边以戏虐语言极尽调侃能事，旁边还有贵宾击节称赞。最后的一段语音是老毕的的一点担心：“你怎么拍照——唉，可别弄到网上去”。
恰恰就有好事者将这段视频放到了网上。舆论哗然之后，甚至有网友开始质疑“告密者”背后的“神秘力量”。
前后与后台：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在何处？
社会学家戈夫曼曾经用拟剧理论的前台和后台，分别描述人们在不同场景中的行为表现差异。
关于后台行为的语言特征，戈夫曼是这样描述的：
“后台语言包括：相互直呼其名、共同做决定、使用亵渎言语、公开谈论有关性内容的话题、发牢骚、抽烟、衣着随便马虎、站姿和坐姿都不讲究、说方言或不规范语言、喃喃自语或大喊大叫、玩笑似的放肆和‘嘲弄’、行为举止稍嫌轻率却有意味深长、轻微的身体自我涉入，譬如哼着小调、吹口哨、咀嚼、啃东西、打嗝和肠胃气胀。而前台行为语言中却没有上述表现，这些小动作常常被当作在场他人和该区域本身的亲昵或不尊重的表现；而前台区域行为则不允许有这种冒犯他人的举动。”
前台作为特定的表演地点与后台作为准备、排练和休整的场所，和后台表演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前者涉及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职业形象和社会声望，属于公共空间中的表演，后者则是私人空间。
（文革中私人场景和公共场景的混淆，小到普通人，大到一个国家，生活秩序几乎完全失去了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场景完全被政治化和公开化，沦为全社会对于“局外人”的公开羞辱）
以毕姥爷的这段视频为例，如果说作为一位知名主持人，毕福剑在央视的所有主持场景都是公共空间中的表演，涉及到一个人相关的所有社会性特质，那么这段视频中的朋友宴会场景则是常见的私人空间，就像很多人喜欢在席间说段子一样，政治笑话和臧否政治人物，都是每个人在私人空间中最常见的场景之一。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公私边界的设定，等于标示了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按照戈夫曼的说法，在前台公共场景，人们是为了工作和个人声望而忙碌；而私人的后台场景，则是属于更加个人化的隐蔽空间，是我们每个人休息、调整，以准备第二天更好地“表演”的地方。一旦公私边界陷入混乱，社会秩序也将分崩离析。
文革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有学者研究指出，文革中夫妻反目、枕间话也能成为指控证据，家庭成员相互告发，才导致了10年浩劫期间人们日常生活的失序，一个告密者大行其道的社会，每个人之间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信任，公共空间的私人空间的倒置，只会使得人人自危，这也是爱告发的犹太被钉在历史耻辱树上的原因。
前台即后台：网络空间里的偷窥门缘何盛行？
媒介的进化，正在打破我们传统生活中对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设置。
当一名企业家将和情人私奔的消息发布到微博上；当一名女演员将自己遭遇导演的前规则偷拍视频放到互联网上，当一位总统和女实习生的不雅视频被博客爆料时，就意味着，在互联网这一个全新的空间场景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已经开始倒转、混同，甚至相互侵入，一个人的后台生活场景，也成为前台表演的一部分，进而演变为对于私人生活行为的一种偷窥和全社会对于一名“局外人”的公开羞辱。
毕姥爷不是遭受这种公开指责的第一人。
2003年，一名叫做张钰的女演员将某导演与自己发生性爱的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引发了关于中国娱乐生态圈的一场热烈讨论。网络时常成为丑闻和许多个人后台行为的表现场所，这与网络沟通中前台和后台非常容易转换的特征不无关系，而一旦遇到这种带有冒犯仪式规则的行为发生，网络讨论的参与者很快会形成一种非常前台化的区域氛围，冒犯者因为不适合的表演而被羞辱，群体的道德义愤会集体声讨和排斥冒犯者，最终以冒犯者退出群体来达到仪式秩序的恢复和平衡。香港演员陈冠希的艳照在网络上被大量曝光后，当事人最后也不得不以道歉和退出娱乐圈而告终，两者都属于相同的情形。
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建筑物中的门和窗户，私人宴会中的门，电视演播大厅中的前台装置，进入演播厅的门，布帘，电视摄像机的镜头，都标识或分隔了不同的场景。对仪式中不同场景的尊重，显示了人们对于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规则的遵从，当个别人的行为方式与场景发生冲突时，会激发起在场人们普遍的道德义愤。戈夫曼指出，通过营造不同的氛围，人们可以在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之间进行转换。
人们喜欢将网络上那些常常被不小心泄露的重大个人和公共事件称为“XX门”，在坍塌的门后，不是一地鸡毛，就是更深幽深处的人性表现，这也许是网络交往的参与者们作为局外人所看到的世界性场景的一个重要特征。
门倒了，公共/私人场景转换的安全阀在何处？
网络交往中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的相互侵入，意味着过去在电视等传播方式中用以隔离不同场景的“门”（如演播区与非演播区等）正在被移除、推倒，戈夫曼曾把这种即不是特定表演的前台也不是后台的区域成为局外区域，就像外面人只能隔着高墙看屋子里的表演一样，这些房间里不管是表演的前台区域，还是属于后台区域，对于墙外的人而言，那只是局外人偶尔窥视到的一幕幕场景而已。当人们从一名叫做德拉吉的个人博客里源源不断地看到克林顿办公室里和他的女助手之间绯闻的描述时，网络就成了人人皆可破门而入的一个集名利场和窥视场于一体的局外人乐园。
戈夫曼所发现的仪式主义试图证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喜欢戴着私人化的和有忍耐力的面具来进行自我表演，或者观看他人表演，仪式中各成员之间的身份连接关系即便不够紧密，大家都会相安无事，不会无故侵扰对方。但这种仪式化表演中的人可能会不太适应网络分享中的前台/后台被轻易置换的情形。
（在网络空间里，原先隔离公共空间和私人场景的“门”常常被推倒，成了一道透明的“玻璃门”）
2011年，国际汽车联合会的前任主席莫斯利指控Google公司，后者强硬地拒绝了莫斯利要求删除网站上有关他性爱视频的所有内容链接。据报道，当事人称这段视频系一妓女拍摄，她和其他四位女性一起曾经参加了莫斯利的性爱派对活动。为了尽可能删除许多小网站上纷纷流传的这段视频，莫斯利为此已经花费了80万美元去和全世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一一进行公关。
有意思的是，莫斯利认为这些小网站并不承担太大的侵权责任，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网络搜索引擎，人们甚至根本不可能找不到这些视频内容。而Google辩称的理由则是其搜索引擎的结果都是来自互联网上数十亿计的海量信息，它“不会，也无法控制他人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当然，除非有法院发出命令，指认这些网站的内容违反了法律，Google公司才有可能去删除此类信息。
可以想像如果这一幕发生在现场，观众会因为偷窥到别人正在后台发生的私密行为而感到尴尬和不安，他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而受到驱逐。但当这一幕被搬到互联网上时，观众如同躲在书房角落边或者某一隐蔽的暗处看到了许多人共同关注的前台表演场景，统一的局外人角色给予观众之间很弱的一种身份联结纽带，人们因为窥视而达成了一个暂时性的后台团结氛围——他们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道义上的胜利者，众网友中开始有人欢呼，有人愤世而批评当事人。
网络交往中集名利场与窥视场于一体的场景模式，为人们在其中的多重角色表演提供了可能。有时，人们乐于当追随者和倾听者，更多时候，人们更是在不同情境中不断变化着的身份主体，这其中包括对于规则冒犯者进行反叛性的对抗和嘲讽。
网络上充斥着如此多的各种形式的光怪陆离表演，作为局外人的观众有时很难分清哪些是前台区域行为，哪些有时后台区域的行为，甚至他们有时都懒得去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要这里提供了足够多且光怪陆离的世界性场景，就像卡斯特说的“所有的惊奇都在线上”就够了——对于喜好观看表演的局外人角色来说，作壁上观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情感满足。
门倒了，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毕姥爷。尽管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并不喜欢那个有时显得有些“三俗”的毕姥爷。但是，这个门倒掉之前，早先并非只为毕姥爷一人而设置，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设置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设置新的“安全阀门”，人们还需要继续寻找。
本报记者 刘诗萌 张智 王晓慧 北京报道
11月23日，首届中国县域经济高峰论坛暨《中国县域经济报告（2017）》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并公布了2017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市），依次为：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长沙县、太仓市、即墨市、义乌市、浏阳市和龙口市。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竞争力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华夏时报社共同主办，华夏研究院协办。《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竞争力实验室副主任吕风勇担任主编。课题组主要成员吕风勇、邹琳华、郭宏宇研究员先后以《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形势》、《全国县域房地产去库存分析》和《全国县域评价与百强县榜单》为主题介绍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杜志雄在致辞中表示，县域经济彼此差异比较大，发展条件不一样，发展极不平衡。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区域的不平衡、地域不平衡也是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因此，县域经济作为连接城乡的研究对象面临的研究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华夏时报社总编辑水皮认为，要了解农村就需要了解县域经济。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治理过一个县则很难治理好一个国家。当前，我们讲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得对农村经济、县域经济有深刻的把握和理解才行。从研究角度来讲，水皮表示自己还比较关心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和投资潜力百强县这两张表有没有内在关系，其中哪些指标是因果关系，还有待于下一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认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其中1978年到2008年平均增速在10%以上，在我们学术界也称之为“中国增长之谜”。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主要原因是有中国地区间的竞争，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县域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很好的抓手。
据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原则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超100 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过10 亿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50 家三项标准，在全国近二千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遴选出400 强样本县（市），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报告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对2017年400个县（市）的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
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分布在15省（市），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增至67席。江苏百强县（市）有25席，比上年减少2席，浙江和山东百强县（市）都为21席，都比上年增加1个。其他：福建和河南各6席，内蒙古4席，湖南和贵州各3席，河北、湖北、广东、安徽各2席，辽宁、江西、陕西各1席。在所考察的25个省份中，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0个省份无缘百强县。
百强县（市）前10 强中，有6 个是长三角地区的县（市），其中，江苏省占据10 强县（市）中的一半，浙江省一个；湖南、山东各有2 个县（市）进入前10 强。其中，昆山市的经济规模竞争力、县域经济公共财政竞争力指数都高居第一，还进入了经济结构竞争力和居民收入竞争力指数10强。
论坛还发布了2017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投资潜力十强县（市）分别为：固安县、界首市、即墨市、胶州市、永清县、德清县、新津县、金堂县、博罗县和清镇市。其中，固安县、界首市、德清县、新津县也是上一年度前10 名。
投资潜力排名前10 位的县（市），依然大多数都是距离核心大城市不足100 公里的县（市）。本年度投资潜力前10 强的县（市）分布相对分散，相比上一年度，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席数有所减少，胶东半岛、珠三角地区则有新进入者，西南地区增至3 席。
报告显示，县域经济投资潜力省际差别仍大，安徽和苏北投资潜力更为突出。江苏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量最多，达到20席，其次是浙江和安徽，分别有17席和13席。其他：山东、河北和湖北各6席、福建5席、河南、湖南和四川各4席、广东和贵州各3席、江西、云南和新疆各2席、重庆、山西和宁夏各1席。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和青海没有县（市）进入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江苏的苏北地区，特别是南通和盐城，拥有较多的投资潜力百强（县），该地区县域经济的投资潜力值得关注。
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增速随GDP增速继续出现下滑，但下滑幅度也有所缩小。尽管如此，以东北三省县域经济为代表的资源型和重工业型县域经济下滑幅度甚至更大，成为影响县域经济总体发展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报告认为，房地产库存高居不下时刻威胁着县域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房地产去库存成为县域经济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课题组监测的130个县域经济体，2016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总计11266.1平方米，同比增长31.3%。所监测的80个县域经济体，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平均值为每平方米5445元，同比上涨4.7%，中位数为每平方米4781元，同比上涨4.8%。
报告认为，县域房地产风险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城市周边和发达经济圈的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房地产去库存能力，风险在于无限制地增加供应。第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房地产去库存存在阶段性机会，但长期饮鸩止渴式的开发终将使房地产库存难以消化。第三，房地产价格的周期波动对房地产去库存具有重要影响，短期有利于去库存但长期将对去库存产生抑制作用。第四，县域经济房地产库存状况将继续分化，当前借机强力推地的县域经济有可能会面临新的高库存难题。
报告认为，在全国经济仍然处于不景气阶段的环境下，大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县（市）都依靠外来投资企业的数量增长获得。一些临近省会城市、发达经济区，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并且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谋划某一方面的县（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张耀军、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付晓东、人大国发院研究员文余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部副主任汪红驹等专家学者与课题组成员围绕报告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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