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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小故事:彭德怀开解下属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物资严重匮乏。为解决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根据地军民就以南瓜替代主粮。战士们想方设法收集南瓜籽,有的还跑到破屋、大陇、黄坳等很远的地方去收集。收到种子后大家满山遍野种南瓜。
小井红军医院的领导、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也积极行动起来种南瓜,任务是每人四株。一些重伤员无法完成任务,轻伤病员就帮着分担。
有个姓赵的排长,腿部负了重伤,护士不让他出来,但他硬拿着拐杖,一拐一拐地爬上山坡,帮别人点籽浇水。一位连长伤很重,躺在床上不能动,便把通信员叫到床边,郑重地交代:“我现在动不了,请你代我种好四株南瓜。”通信员笑着说:“我已经种了十株,算上连长的份,已超额完成任务。”
山上的老百姓看见红军种南瓜,称赞道:“只听说当兵吃粮,按月发饷,但没有听过当兵的种粮,这样的部队真是头一次见到。”不久,战士们种的南瓜开始长叶了,南瓜苗顺着山坡往上爬。
战士们经常去拔草、捉虫、浇肥,根本用不着领导吩咐。有时执行任务回来,也要到山坡上看看自己种的南瓜长得怎么样。如果部队下山执行任务,出去的时间比较久,当地暴动队员和儿童团员就主动帮忙管理南瓜。
秋天到了,战士们种的南瓜长得又大又好,有的一个就有四五十斤重。
有的连在丰收时,还专门开了庆丰大会,在最大的几个南瓜上贴上红纸,上面写上这个南瓜是哪个班、排和个人种的,以示表扬。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王二小》
王二小,又名王朴,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牺牲于1942年IO月25日,年仅13岁。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鬼子大扫荡又开始了,八路军和干部们组织乡亲们转移。王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骑兵连的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要做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
鬼子来了,进到山里却迷失了方向。眼看着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去,王二小心里非常着急,就唱着放牛歌走了出来。鬼子看到了山坡上的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二小就牵着一头壮牛,带着鬼子走了。
王二小领着鬼子在山里转圈,狡猾的鬼子起了疑心,就拔出战刀威胁二小。二小心里很镇定,却装出害怕的样子,对鬼子说,那边有条路,穿过去就能找到八路。鬼子相信了二小,就继续跟着他走。
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王二小机灵地从沟边往山上跑。八路军吴连长一边高喊要二小快跑,一边开枪打死了向二小瞄准的鬼子。可是鬼子小队长端着大枪追上二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到了山坡的大石头上。二小像一片树叶一样落了下来,他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树叶和绿草。
八路军从山坡上冲下来发起了进攻,消灭了鬼子。二小的大壮牛像是要报仇,埋头直冲,用尖角挑死了鬼子小队长。
乡亲们把二小放到担架上。吴连长喊着二小,乡亲们喊着二小,可是二小安详地闭着眼睛。他再也听不到了。
太阳也仿佛被染红了,满山都飘着红色的树叶,秋风把二小的故事到处传扬,传遍了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感动着每一个乡亲。
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和鼓舞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2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3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4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5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6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7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8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9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0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1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2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3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4
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5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6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7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8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9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20
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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