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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随着340亿美元的商品互相开征，中美贸易战开始了。
虽然国内股市的走势，反应出国人对中美贸易战充满了恐惧，实际上，欧美、美加、美墨贸易战早在6月份就已经开始。
美国从6月1日开始正式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后者随之进行了报复：墨西哥30亿美元+欧盟28亿欧元+加拿大126亿美元，加起来大概189亿美元，这个规模和中美贸易战是没法比的，所以中美贸易战还是贸易战主战场。
我们要知道，美国打的贸易战是340亿+189亿=529亿美元，中国是340亿美元。其他如土耳其、印度、俄罗斯也在征收美国商品关税，只不过金额不高。
就关税来说，美国现在承受的压力要比中国大，但明显美国人反应很淡定，这也说明美国从高层到平民都有一种强者心态，强者心态的特征就是恐惧更少。
当然，特朗普还威胁要对所有欧盟出口的汽车征收20%关税，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所以欧洲目前最关心的也是这事。2017年，欧盟向美国出口了374亿欧元汽车，还有价值62亿欧元通过其他渠道进入美国，这个就是500亿美元的规模了。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欧洲应该会妥协。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文化和血缘上是远比中国近的，虽然中欧都反对贸易战，也都在和美国打贸易战，但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内心都清楚，中欧不可能真正成为盟友。
实际上从中国外交部长当地时间7月5日和奥地利外长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谈话就能看出来，对欧洲人的要求是不要背后打冷枪就行了，可见对其要求之低已经到了发指的地步。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最坏结果
2017年1月，没错是2017年不是2018年，那时候美国人就恐吓说要打贸易战，因此当时国内的兴业证券和国外的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做了推算贸易战的损失，我们看下当时的推算结果。
摩根士丹利的测算：
在假设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部征收15%、30%、45%三种税率假设下，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分别下降21%、46%、72%；
对应中国总出口下降为4%、8%、13%。
兴业证券的测算结果也与摩根士丹利非常类似：
在假设美国对中国全部征收15%、30%、45%三种税率假设下，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分别下降21%，46.5%，72%；
对出口整体的拖累效应分别为3.9%，8.6%，13.3%。
更进一步来看，兴业证券推算：
在30%的税率时，考虑间接影响，贸易战对中国GDP的影响： -0.64%；
对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影响： -1.39%;对中国就业人数的影响：-0.55%
同一时期，中金公司也按照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全面征收5%的关税进行了推算，结论是5%的税率下，中国GDP 增速或受直接影响>0.07个百分点。
这是一年多以前的推算，如果按照最新的推算，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牵头进行的研究，在充分考虑间接影响的情况下，500亿美元贸易战会让中国经济放缓0.2个百分点，这是马骏2018年7月告诉新华社记者的结果。
好了，我们看下不同时期，不同机构做的三种不同的测算：
中美全面征收关税，30%的税率，GDP下滑0.64%；
中美全面征收关税，5%的税率，GDP下滑至少0.07%；
中美500亿美元关税，25%的税率，GDP下滑0.2%
另外我还找了招商证券，华创证券，摩根大通(注意和上面的摩根士丹利不是一家)的推算结果，都差不了太多。
例如2018年6月摩根大通推算了三种场景：
第一种是美国将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其他国家不实施报复，全球GDP增速未来1-2年间将下滑约0.2个百分点。
第二种情景是，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同时，遭美国关税打击的国家也将美国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全球GDP增长将下降约0.4个百分点。
第三种最坏的情景是，全球整体将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全球贸易战的情况，这将导致未来两年全球GDP增长至少下降1.4个百分点。当然这个不可能发生。
我们还可以看看标准普尔的推算，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影响会有多大?
2018年5月，标准普尔的测算结果是：
美国向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25%，中国也进行反击，那么美国经济增速下滑0.1%;
如果中美互相对1500亿美元商品征税25%，那么美国经济增速下滑0.6%。
由于中美是互相伤害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互相影响都在1%以内。
也就是说，不管是贸易战开始前的2017年，还是贸易战已经开始的2018年，中美所有的专业机构，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基本上都认为，即使在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被全部征收关税的情况下，再考虑间接影响，对两国的经济增速的影响最坏也在1%以内。
知道了中美贸易战的极限伤害值，我们大概心理就有底了。
实际上，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万亿元，出口为15.33万亿元，2017年我国居民还花了13.37万亿元人民币买了16.94亿平米的商品房。
当然了，这13.37万亿元大部分是借钱(住房贷款)买的，就跟我国社会消费品也很多是借钱消费的一样(例如车贷)，也就是2017年我国老百姓大概花了50万亿元人民币。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中美贸易战的最坏后果会出现吗?
所谓的最坏结果，就是各个机构估计的，美国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100%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但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第一件事是关税豁免：
美国人在7月6日开征340亿美元商品的时候，同时通过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消息，暴露了他们的心思，那就是让美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进行关税豁免，豁免期为一年。
而美国贸易代表处判定的方法有三个：
1：“该产品是否在中国之外有可替代的货源”；
2：“关税是否会严重损害提出申请的美国企业或是美国的利益”；
3：“该产品是否对中国的相关工业计划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比如‘中国制造2025’”。
我们很容易就知道，即使是美国现在已经开征了25%关税的340亿美元，也会有豁免条款，也就是说，即使是对这340亿美元，也并不是全部征收25%的关税，一定会有很多企业提出进行进口关税豁免，而且这个申请是以产品为维度的。
也就是说，如果某种产品有企业提出要豁免进口关税，那么这家企业申请成功之后，其他企业无需申请，进口这项中国产品也可以豁免进口关税。
第二件事情是税率下降：
美国人在7月6日征收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在这之后大概两个星期，也会开始对剩下的16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
另外呢，由于中国已经宣布对这500亿美元商品进行对等报复，因此美国人当地时间7月10日宣布了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
但是我们都注意到了，美国人对这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不是像第一波一样是25%，而是10%.....
这个烈度就低于人们的预期了，关税税率从第一个500亿美元的25%+豁免补丁，下降到第二波2000亿美元的10%，可见美国人对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贸易战的规模也是有意识的控制的。这也显示中国体量的巨大对美国造成的反威胁。
还记得上面2017年1月兴业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的推算吗，在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被100%的征收30%的关税情况下，考虑到间接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下降0.64个百分点。
而目前第一波500亿美元税率是25%，第二波2000亿美元税率是10%，这都大大低于各个机构的最坏情况估计。
为什么美国人要控制贸易战规模?美国的征税难题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跟中国博弈其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而且和美国经济交织很深，如果下手很轻，中国没啥感觉，如果下手很重，自己又会被大大波及。
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金额高达281亿美元，这是为什么呢?郑州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2017年郑州生产了1.04亿台手机，几乎占了苹果公司全球销量的接近一半。
郑州的崛起也得益于当年深圳的腾笼换鸟，取代深圳成为富士康最大生产基地。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再往下看，前十名台企五家，美国企业和韩国企业各一家，大陆企业三家(华为+华为终端+苏州得尔达物流)，我们也可以看出，前十名里面的华为和华为终端基本是进不了美国的，因此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都是外资为主，并且让美国感到两难。
郑州市富士康让手机成为河南省最大的出口产品，和苹果手机紧密捆绑，而苹果公司，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2017年11月10日的市值，苹果高达8980亿美元，遥遥领先美国的各种互联网企业，各种金融机构和能源公司。
苹果的各种电子设备，可以说基本是中国生产的，那么美国是否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苹果产品征税呢? 如果征税25%，那么成本必然会转嫁到苹果身上，苹果会面临是否涨价的抉择;
如果通过涨价来抵消成本上升，那么必然会导致丧失部分市场份额给三星和华为，如果不涨价，那么必然导致利润下降，那等于征中国税却打到苹果。
那么苹果能不能搬厂呢?当然可以搬，但是这是一个长时间艰巨的任务，中国制造是经过长期的时间积累而成的，你要搬的不是年产1000万手机的工厂，你要搬迁的是数亿台电子设备的产能。
1. 搬迁是需要巨额投资的
我们简单的看两个数字：
2016年3月鸿海发布的一个公告，将通过一系列操作，完成对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1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对郑州厂区的15亿美元增资计划仍是用于“手机”领域的投资。而据公告显示，富士康到2016年3月累计对大陆的实际投资金额超过67亿美元。
由此我们看出，要建设新手机工厂，尤其是具备中国这样的天量产能，投资是数十亿美元的单位，富士康会立即而不是分批投资这么多钱搬迁工厂，只为了苹果分担关税成本，并且让自己在中国的天量投资工厂就此被闲置和浪费吗?
2: 跨国投资建厂的时间单位是年，不是月
好，我们不考虑富士康为苹果承担投资成本的意愿问题，即使富士康对投资建新工厂有100%的配合度，投资建立新工厂是需要时间的。
首先要选址，选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需要了解当地的土地，水电，基础设施，税收，法律法规，同时还要和当地政府讨论工人招收，走外资投资程序，这个时间通常要一两年。
我们以富士康美国工厂为例子，2017年7月26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富士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在白宫宣布，富士康计划在威斯康星州建设一家新工厂。
2018年6月28日特朗普和郭台铭正式在威斯康星洲开工奠基，特朗普吹捧富士康工厂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仅仅从正式宣布到建厂奠基，为期都有一年的时间，而实际上在2017年7月正式宣布之前的接触，考察和各种商谈，至少也持续了一年以上的时间。
经过2年的时间，仅仅是开工而已，工厂才刚刚进入建设期。
我们就简单的以目前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厂集群的郑州富士康为例子，2010年在郑州投资建厂，一年以后才能建好并且开始生产，开始生产之后，后面还要花费时间进行量产爬坡。
在当年，富士康为了在郑州建厂，从深圳富士康调集了大批有产线管理，品质管控，工艺控制的工人，班组长和工程师到郑州进行支援，这还直接导致了不少深圳富士康员工离职，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郑州。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苹果才逐渐将手机产能大部分放置到郑州，成为全球主要iPhone生产基地。
如果要跨国搬迁建厂，那么就很难把大量中国工厂的员工和工程师调集到新工厂进行支援和指导，因此建厂生产会更缺乏爬坡需要合格的管理，品质和工艺人才，导致量产良率和产能爬坡期时间更长。
在这个持续数年的搬迁时间，苹果如果被征收关税，那么无疑会持续的损失，如果通过涨价来对冲损失，那么苹果面临份额被华为，三星等高端手机蚕食，过去几年苹果手机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下滑已经说明了中国国产手机的竞争力。
3.苹果面临跨国搬迁是否值得的问题
苹果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是因为中国在各方面是最佳选择，就好比NBA的全明星球员，你把工厂搬迁了，相当于全明星球员被普通球员(越南?印度?)替代，而普通球员的能力显然是不如全明星的。
因此显然搬迁之后，无疑会在生产效率，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员工素质(受教育水平，罢工，管理服从度)，供应链响应，社会治安和稳定等各个环节损失利润。
印度各种罢工和生产效率先不谈，越南2012年的骚乱都是例子，大量台资和陆资工厂被砸，富士康在越南生产一部分可以，但是全部搬到越南，会不会有风险?
另外一个是供应链问题。
苹果2018年的全球200大供应商里面，全球778家工厂有356家在中国大陆，即使富士康耗费巨资搬了厂，那么供应链的几百家工厂呢?
不可能全部都跟随苹果搬迁，因为这些供应链厂家的客户不只有苹果，还有三星，华为，小米，OPPO, VIVO等全球主要手机厂家作为客户，同时即使代工厂搬迁了，他们直接出口到搬迁目的国就好了。
因此苹果独自远离全球主要供应链，增加自己的成本，降低生产效率，也是对苹果竞争力的伤害。
为什么这么说，消费电子产品的竞争激烈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像华为，小米，OV等中国厂家，一款旗舰手机的热度基本上就是半年左右，像苹果这样的手机，一款手机的热度也就是一年，因此在供应链和生产效率上的时间损失，导致的最终损失会是非常惊人的。
小米在2016年的销量大幅下滑36%，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很大原因就是供应链危机，2016年5月，雷军发内部信撤掉供应链负责人，亲自负责供应链管理。
苹果如果全部将代工厂搬迁，对自己也是巨大的风险和损失。
在全球大型电子品牌里面，大多都是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有一个例外就是三星。
三星从中国跑到越南去了，三星的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逐渐从中国变成了越南。
2008年开始，三星在越南建厂，2009年第一座手机工厂建成投产，到2013年开始三星可以说下定决心从中国搬迁手机代工厂，当年开始兴建第二座越南手机工厂。
因此到了2015年，越南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三星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制造基地，而以往作为三星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的天津三星则失去了这一地位。
下图是韩国历年对越南的投资金额，其实主要是来自三星，尤其是2013年开始投资额突然放大，显示三星已经下定决心以越南为全球主要手机生产基地。
下图所示，到了2016年，三星电子在东南亚，日本和印度的员工数量已经达到了13.4386万人，而中国员工只有3.7万人了，当然三星在中国的工厂除了继续生产手机例如惠州三星外，还有比较高端的半导体存储器工厂如西安三星等。
另外就是三星在印度布局，2018年7月，投资7.17亿美元，把印度工厂由年产量6800万部提高到1.2亿部，这样印度就是三星手机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了，当然印度三星主要是供应印度市场，大约70%的产量是用于内销。
我们从三星的案例可以看出，
首先，三星完成从中国到越南的大搬迁，如果从2008年开始算，2009三星第一家越南手机工厂在北宁省建成;2013年三星第二家越南手机工厂在太原省开工，2014年建成并开始生产。
两家工厂开始完全大规模生产的2015年，越南超越中国成为三星最大海外手机生产基地，2008-2015年，前后是七年的时间，也没有全部搬迁完，像惠州三星依然在生产手机。
另外一个问题是，三星手机完成主要产能从中国搬迁越南后反而表现并不好。
不仅中国市场完全丧失份额，降到了1%以下，而且三星电子从2013年的手机占利润来源70%的手机公司，到2017年变成了一家半导体占利润来源70%的半导体公司，手机业务对三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反而半导体成了核心业务，三星电子已经从手机公司变成了半导体公司。
我们如果看三星手机历史营收金额，2013年是历史顶峰，而这一年也恰好是三星在越南大规模投资新建第二座工厂，下定决心向越南转移主要手机产能的一年，之后三星手机营收就一路下坡，到2017年也没有能恢复到2013年的巅峰水平。
两者之间有多大的相关性并不知道，但是这个巧合的确存在。
三星搬迁的案例在这里，一个是耗时数年，一个是搬迁后业务表现不佳。
因此苹果这样的公司，即使被征收关税，是否从中国转移生产基地也是很犹豫的。美国人公布的5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名单里面，都没有苹果手机在列，这也是美国人的难题，我也很好奇美国人后面打算怎么办。
因此美国人搞贸易战，搞全方位平推，的确会对中国造成损失，但是并不太大。
假设在中美全面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损害了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按照2017年的经济总量，就是损失8000多亿人民币，这个数值的确是非常大，看起来也很惊人，但是也影响不了中国经济总体快速增长的大局。
目前美国人对贸易战规模明显是控制的，他们已经公布了2000亿美元的关税税率就降到10%了，并且依然不包括苹果，因为美国人也很清楚自己很为难，中国体量太大，下手越重自己也会伤的越重。
另外中国的反制手段也很多，先不说反击的手段报复征收关税，只说防守的手段，看下图，人民币兑换美元，从2018年5月以来可以说较大幅度的贬值，从6.3左右的水平，贬值到了6.6678(7月12日汇率)，这个幅度已经5%了，可以大大对冲美国人威胁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的影响。
实际上，按照美国人的时间表，他们要到8月30日才决定要不要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
但是我认为，人民币不应该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贬值，而是要控制在到一定范围内合理波动，否则对企业经营预期和风险管理会有很大影响，你如果看上市公司财报，会发现汇兑损失是一个大项。
wind数据显示，2017年A股披露汇兑损益项目的上市公司有2926家，总计汇兑损失173亿元，约为2016年的2.5倍。其中，11家企业汇兑损失在5亿元以上，格力电器汇兑损益16亿元，是已披露上市公司汇兑损益最多的企业。
前面说了，从美国人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他们知道全面贸易战对中美双方都是伤害，而且也动摇不了双方的国本。
美国如果改全面进攻为精确打击
定点清除怎么办?
从中兴事件和贸易战两起事件来看，明显大家感到中兴事件对中国的心理影响和震撼更大，同时中兴受到的损失远远大于美方芯片供应商的损失，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17年，中兴从211家美国公司购买了大约23亿美元的零部件，占其营收的大约15%。
而中兴2017年的营收是1088.2亿元人民币，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写过，这其中税收至少100亿人民币，员工薪酬大约170亿人民币，研发支出130亿人民币，光是这三项直接价值就有400亿人民币。这个损失和美国公司23亿美元营收的损失比起来大很多。
如果美国继续复制中兴式打击怎么办?现在看来可能性也在降低。
7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消息说，已经和ZTE签署了托管协议，只要中兴完成4亿美元赎金打入其托管账户，就将解除对中兴的禁令。因此中兴股票当天涨停了。
当然这个解禁也只是暂时的，还有十年的观察期，美国人随时有理由惩罚你。
但是我们还是要思考，我国的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电科等电子信息产业公司，如果被美国继续精确打击怎么办?
首先我们明确，即使是从全面贸易战变更为全面技术战，美国搞全面平推是不可能的，2017年中国进口了2601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而全球集成电路(注意不是半导体)销售金额2017年大约3401亿美元(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2017年11月28日报告)，因此中国一家就进口了全球的76.5%，大约四分之三。
因此美国人不可能全面对华禁售集成电路，否则把自己最大的优势产业半导体产业也搞没了，同时四分之三的集成电路销售停止，苹果，戴尔，惠普等公司也会全面瘫痪。
但是像对中兴一样搞定点清除是可能的，比如对华为下手，这个心理震撼就更大了。
这种情况下我国有无反制的手段?当然是有的：
1.在美方占据技术优势的领域，利用市场优势定点打击美方优势企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面对这个最大客户，非垄断性的美国半导体企业会处于弱势地位，从下图可以看出，在2017年全球十强营收，美光世界第四，高通世界第六。
中国市场占了高通营收的65%，中国之前在2015年已经惩罚过高通一次，罚款10亿美元，美国随之在2016年罚款中兴8.9亿美元。
高通在今年4月发布公告，已经和NXP签署协议，将收购截止日期从4月25日延期到7月25日，而今天已经7月13日了，中国商务部仍然没有批准收购放行。
如果高通不能按期完成收购，那么将会赔偿20亿美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当然高通还有机会进一步延长收购截止日期，但是这要NXP同意。
另外一个是美光公司，存储器这两年是集成电路奇迹，2017年存储器已经占到了全球集成电路产业30%的市场，在这么一个广阔的市场里面，美光是美国的独苗，也是全球营收第四的集成电路企业，2017年销售额127.1亿美元。
中国目前在对美光进行反垄断调查，当然最后是否成立不得而知，但是美光在存储器领域，技术上和规模上不如三星和海力士，同时后面还有日本东芝，因此在这样一个市场格局里面，美光如果被中国市场打击，受到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全球消费电子品牌就是中美韩，韩国人用自己的存储器，美国人用东芝和美光，中国人则都用，如果美光被中国市场排除在外，那么美光只能获取一部分苹果的份额。
由于存储器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营收大幅下滑，那么将无力投入研发和新一代技术产线建设，美光的生存就是个问题。
实际上，只要中国愿意，是可以反复的折腾高通和美光这类半导体公司，
除了前面的不批准高通收购NXP，面临20亿美元的损失外，还可以进行反垄断调查。
比如说高通收的专利费太高了，强制谈判降到0.5%，65%的客户在中国的高通其实没有太多办法，再比如宣布，1-2年后将对使用高通处理器的手机征税5%，并且逐年升高，逼迫国产手机自研或者选用紫光展锐等的芯片。
美光更不用讲了，该公司本来就在同行业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中国想处理美光，反垄断调查就是一个利器，另外我国长江存储2019-2020年会开始量产，刚好可以填补市场份额。
由于存储器占全球集成电路产业30%，所以如果美光破产的话，美国也丧失了在集成电路产业30%市场的竞争能力，这对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打击还是巨大的。
除了美光和高通以外，中国还可以这样做，那就是凡是有欧系，日系，韩系，台系和国产同类集成电路厂家的领域，挑出几个领域来，单独对这几个领域的美系公司进行进口限制，优先采购非美系产品。
由于中国市场在集成电路领域的体量，因此这些领域美系公司将会丧失最高70%以上的销售额，相当一部分会破产，而其竞争对手则相当于受到扶持。
半导体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必须不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投入，如果一家公司损失了主要市场，那么就会逐渐落伍丧失竞争力，一旦走上这个道路，再想挽回就麻烦了。
2.选择美国无技术垄断优势的战场错位打击
美国人在集成电路领域是超强，但是由于中国占有全球四分之三的市场，所以还是可以进行反击，但是这个反击力度还是不够，你打击了美光，打击了高通，打击了其他中小型美国芯片公司。
但是如果美国人把你的高科技旗帜华为，A股市值最高的电子公司海康威视之类搞掉了，这个损失还是不能承受之重。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对美国的产业升级主力企业进行打击呢?当然有。
人类两大产业：汽车和电子领域，美国人在电子半导体领域很强，但在汽车部分就不行了，无法构成垄断，因此中国在汽车领域对美系汽车进行排挤也是一个选择。
电动汽车是未来，能不能打击下美国汽车产业升级的希望?当然可以。
作为美国电动汽车代表的特斯拉现在巨额亏损，不断传出现金不断减少的各种负面消息，甚至Elon Musk在财务报告会议上直接怼分析师提出的尖锐问题，特斯拉由于始终无法盈利，因此在财务上必须不断保证现金流。
而中国市场是特斯拉全球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2016年，特斯拉2016年总营收为70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营收42亿美元，中国市场营收10.6亿美元，挪威市场营收3.3亿美元，其它市场营收14亿美元。
特斯拉2017年总营收为117.6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营收62.2亿美元，中国市场营收20.3亿美元，挪威市场营收8.2亿美元，其它市场营收26.9亿美元。
2017年一年时间中国市场销售额实现翻倍，而如果再往前看，特斯拉2014年在中国营收为4.8亿美元，2015年为3.2亿美元。
由于7月6日中国进行的关税报复里面包含美国进口汽车，特斯拉又没有中国工厂，因此特斯拉全线涨价，最低配车型涨价14万人民币，最高配涨价25万元。
这无疑对特斯拉是个打击。
引入特斯拉劲敌宝马入华
在中高端电动车领域，宝马可以说是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下图来自第一电动网，今年1-5月全球新能源车企累计销量排名。可以看到宝马已经在紧追特斯拉。
多说一句，我国上汽荣威新能源车增速极快，单看5月的销量，已经逼近比亚迪新能源车的70%。
我之前讲过，比亚迪由于基础能力不足，扛不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大旗，看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能不能做强，一定要看上汽和吉利两个汽车行业主力部队的表现。
当然遗憾的是，不管是上汽还是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目前都和特斯拉不在一个竞争位面上。
根据2018年7 月 10 号官方信息，长城和宝马以 50:50 的股比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合资公司，新公司命名为“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双方各持股 50%，投资总额为 51 亿元。
合资公司落户江苏省，标准年产能计划为 16 万辆。而这次双方的合资项目，用魏建军的话来说，“是目前最有质量的合资”。
这家公司前期将生产电动汽车，第一款产品将于2021年推出，使用合资公司的全新品牌，定位于紧凑型SUV，续驶里程达到500公里。
特斯拉中国工厂，7月10日CEO马斯克来到上海，出席了特斯拉汽车与上海市政府签署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活动，时间上已经落后了。
特斯拉来中国投资建厂，我国肯定是欢迎的，谁会跟钱过不去呢?问题是资金链紧张的特斯拉，2018年一季度末现金余额只有27亿美元了，上海建厂的资金从哪里来，真的是个问题。
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只是中国在搞，美国也在搞。
如果美国人精确打击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企业，那么中国也可以反向对美国的核心企业进行打击。汽车产业又是规模巨大的核心产业，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打击美国汽车产业升级的主力部队，也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说特斯拉是美国汽车产业升级的主力军?
2017年全球汽车公司市值前五名：丰田，戴姆勒，大众，宝马，特斯拉。特斯拉是美国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虽然它在财务上各种负面消息，但是无可否认它在电动汽车技术和品牌上的领先，这也是其市值能超越通用，福特的原因。实际上现在(7月13日)，特斯拉的市值仍然和通用差不多。
打击特斯拉，这甚至比打击大豆要好，因为大豆并不是高技术产品，而且我国的确也需要大豆来满足人们的肉类消费需要，这关系到餐桌的问题。
实际上，打击特斯拉还有更多办法，
比方说，宣布某款特斯拉的车型没有国产补贴。
有没有发现，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电动汽车，基本全部是中国的国产锂电池，其背后的原因是2016年7月，中国通过调整补贴名录的方式，限定使用国产电池才能拿到政府补贴，日韩动力电池企业在华业务受到几乎毁灭性打击，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坚持，因为我国对电动车的补贴到2020年就会取消了。
再比如电池供应，特斯拉的电池绑定松下作为唯一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占成本30%-40%，这个部分不能降价，整车降成本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松下电池，还是和松下合作的超级电池工厂，都不看好其降成本能力，除了成本之外，还有大规模生产能力带来的交期问题。特斯拉的MODEL 3一直产能上不去，电池也是瓶颈之一。
中国电池公司和欧洲公司合作，那么无疑将大大加强欧洲公司的成本和产能竞争力。
7月11日宝马负责采购和供应商网络的董事杜兹曼(MarkusDuesmann)在德国会见媒体时透露：已经和宁德时代签订了40亿欧元的意向采购合同，其中25亿欧元从中国工厂采购，15亿欧元从宁德时代在德国新建的工厂采购，未来其生产的电芯将用于宝马iX3、宝马iNEXT量产版以及电动MINI等车型。
就跟美国电子领域的领军企业苹果最终选择中国公司供应电池一样，美国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特斯拉，如果长期不和中国公司合作，那么就无法借助全球成本和品质控制力最为平衡的中国的力量。
以上举例特斯拉只是一个例子，美国人也是要搞产业升级的，搞产业升级也是需要资金的，就跟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也需要资金一样。如果一个企业长期经营不好，则无力持续投入技术竞赛，必然在产业升级道路上也发展不好。
就跟中国产业升级有几十个主力龙头企业一样，美国搞产业升级也同样是几十个龙头科技企业。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在半导体领域的垄断优势打击中兴，也可以打击其他中国企业，中国有没有打击这些企业的能力?当然有。
比方说，那些中国市场占了营收比例超过50%的企业，典型的如高通;
把那些美系企业在行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份额下滑状态的领域挑出来，典型的如美光;
把企业处于长期亏损，财务处于紧张状态的企业挑出来，例如特斯拉;
把某些关键设备和原材料依赖中国进口的行业挑出来，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的稀土资源，中国几乎是全球17种主要稀土资源生产的垄断者。
所以说，反击美国的定点清除，在经济上至少有三个方法：
1.对方制裁我国优秀企业，自己本来也会受损失，例如中兴每年也会购买23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当然单看这个的话，中国的损失远比美国大。
2.中国对美国非垄断和弱势龙头科技企业进行反报复，本文已有举例，例如反垄断调查，取消补贴，关税，扶持其主要竞争对手等等。
3.记住中国是全产业链国家，打击了中国的某个企业，必然有另外的中国企业受益，例如打击中兴，但是中国的各个芯片厂家却是受益者，因此可以进一步扶持这些受益者。
中兴等中国公司明年采购美系芯片的比例一定会下降，最近从芯片司例如英飞凌等，已经传出中国各个主要电子公司都在寻求提高对非美系芯片的采购比例。
总之，不管是贸易战的现状，还是对美国精确打击行为的推演，中国手里都是有很多牌的，本文只是列举了部分经济上的反击措施，其他其实还有很多。
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的弱点，那就是集成电路领域，虽然所有芯片都有布局，但是很多还达不到有强大商业竞争力的地步，甚至还只是在研发中没有上市。
但是反过来，美国企业也是有弱点的，而且在世界第二大强国面前，能够找到的弱点更多，今天本文聊的苹果，高通，美光，特斯拉都是有弱点的，美国可以国家对企业的方式对中兴进行不对称打击，中国同样可以以国家对企业的不对称方式对美系企业进行打击。
因此不能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没有弱点的超级强手，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写到这里，中兴事件，在中兴缴纳4亿美元托管金之后，将会暂时落幕，美国人如果反悔，扩大对中国企业的精确打击，我国也有反击的牌。
贸易战虽然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其实对中美的体量来说，这点规模也动摇不了双方基本实力。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还是我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情况，从历史上看,每一次中国被刺激一次，后续都会带来某个领域的大发展，1996年的台海美国人就这么搞过，现在中国军工就远不是20年前能比的了。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会在此次刺激下有多大程度的发展，我们之后会持续关注。
“以前卖的好好的，凭什么要我的货下架？”“罚款去向哪里，要给我出示证据。”拼多多要是不把保证金还给我，我就在楼下一直坐着。”
在勉强回复了13名商家关于冻结钱款的置疑后，两名拼多多员工，匆忙退回到上海金虹桥国际中心22层，这里是拼多多总部办公的地方。
613事件只是拼多多诸多负面事件的缩影。早在半年前，一系列响雷已相继炸开。一月份阿里的打假报告；五月份腾讯的封杀朋友圈淘口令链接；六月份的涉黄被央视曝光。
2018年7月31日，黄峥对拼多多一系列负面事件给出回应。在会上，他提到了拼多多绝不售假的立场，重申了赔偿金的受益人群是消费者而非平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辨别不清临期奶粉，犯了和其它电商平台同样的问题。
然后，他话峰一转，说“拼多多应该先分清消费者关心的问题，和被炒作出来的问题。”
黄峥此举颇令人意外。电商平台因售假遭遇舆论谴责，不是新事。迅速承认失误来换取公众的支持，是业内常用的做法。
一位投资圈经理感慨道，十月围城事件爆发后，马云手写五个“忍”字，闪电出台一系列措施，对新规让步，“十月围城”事件才收尾。但是五年之后，马云的学生，却采用拉同行垫背的方式，招惹是非。
与以往拼多多历次危机不同，黄峥的发言，罕见地受到了网络上一边倒的指责包括官媒《人民日报》在内的大量媒体，对这家公司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评。网络媒体上，一系列调侃与讽刺拼多多的段子在疯狂传播。一些人开始怀念不作恶的谷歌精神，另一些人则称拼多多的上市让中国的历史倒退了二十年。
最受直接影响的是的股价，从大涨到破发，一切逆转，仅在四天之内完成。
今年38岁的黄峥，被称为中国最耀眼的商业新贵。与他在商业和战略上的天分相比，他在面对舆情危机与处理政府关系的问题时，却体现出了心口不一并不老练的一面。他最受人谴责的话，是替拼多多辩解“山寨不等于假货”，最让人诟病的行为，是试图袒露心胸，诉说自己“很委屈”——显然，在泾渭分明的两种立场中，如此说话，根本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谅解。
相比于其他互联网企业家，黄峥一路顺途，成名迅速。从战略上来看，他与一直倡导“消费升级、流量思维”的中小互联网巨头逆向而行,突破了传统电商既有秩序,其在战略上的优秀无需讳言，而事实证明他的商业决策往往都是正确的。如今，在招股说明书上，成立8年的美团，估值是600亿美元。而这家成立三年的电商黑马，IPO 数值已达300亿美元。
但是黄峥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正如拼多多所代表的创业奇迹也有另一面。618事件事件爆发之后，他所背负的道德争议和诚信问题；他在处理公关舆情上不顾自身情况的一味强势；他在公开讲话中，将自己与整个社会情绪完全割裂的状态；他在公司持股比例上的极高占比；他最初的商业构想与实践过程中的脱节，都让公众慢慢看到了另外一个黄峥——一个独立思考、精通商业规则之外的，也同时更强势，更孤独，更看重结果而非过程的人，一个并不擅长在商场与社会之间长袖善舞的的企业家。
窗外如火，然而这位商业新贵，却即将迎来自己的冬天。
2018年的6月13日，中小商户围剿拼多多事件爆发。
该事件起源于售假事件曝光后，拼多多一下子从对入驻商户的无审核状态，突然变成了重度监管，所导致的商家情绪反弹。
在中小商户的视角中，黄峥是一个不守诚信，出尔反尔的人。黄峥本人很懂得如何迎合中小商户，这从长久以来，拼多多一直对这些商户所采取无门槛零审查的准入法则中可以看出。2017年11月，他提出“0元入驻，打造爆品”，曾吸引了一批商家从淘宝转向拼多多，使它快速做到了2亿～3亿用户的体量。
但是现在，黄峥则扮演了一个似乎一直站在消费者一端，对售假行为深恶痛绝的角色。他强调，作为平台维护者，“对于问题商品，赔付标准要严格。”该事件的最终结果是，部分商家的保证金与货款被冻结，同时，“拼多多靠罚款创收”的传闻在网上扩散。
有人评论说，618事件反映了拼多多正在做将客户从B端转为C端的战略调整。考虑到黄峥表态的时机，是在赴美递交IPO申请之前，也有人把他此时的举动，解读为向政策靠拢，为自身洗白。
在售假事件爆发之前，拼多多一直是上海的名片，被一直困扰于“上海无互联网基因”的当地政府大力支持。而黄峥也一直以来谨慎对待与政府的关系，这从拼多多最近一直提出的“覆盖90%国家级贫困县”、“扶持1万名新农人”的口号中可以看出。甚至就连这次的上市敲钟，黄峥也没有去美国，而是选择留在上海。7月26日，黄峥被上海市委副市长周波接见。
但售假问题则是政府的底线。
“在弱监管的社会，企业往往需要对自身有更高的道德自律”一位互联网评论家说。他认为，拼多多错在尚未诞生出与其自身体量和影响力相匹配的商业伦理。
在拼多多增长的实现途径中，黄峥更多地体现出了他作为一名公司CEO，关心企业增速胜过社会责任的一方面。他始终将C端用户看作是“KPI”的化身，尽管他强调“谁都得罪的得起，唯独消费者得罪不起。”但在实际推进时，却依然极尽可能地去让B端起量，这注定了拼多多用“宽进严出”的方法打假，无法给用户信任。
在谋求上市之际，黄峥曾对媒体表示，“全中国可能没有比我们更努力打假的平台了”，但随后有一名网友在下面评论，“但拼多多永远也洗不掉两个字“纵容”！”
一位来自拼多多投资方IDG资本的高层指出，两场围城事件背后实则是战略性问题。商家是为平台创造利润的，而客户是平台的上帝。“如果合伙人都走了，谁来陪你继续玩？”
上述人士称，两次十月围城发生以后，黄峥出面开媒体沟通会，跟七年前马云亲自从澳洲飞回，本质上是一样的道理，“因为黄峥自己很清楚，这是电商公司的底线”。
在过去的三年中，黄峥一直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商业奇才”的形象：学霸、理工男、接受西式精英教育.....这也是继BAT之后，年轻一代创业者的群体形象。从这样的环境里塑造出来的人，往往眼光敏锐，爱创新。作为一名硅谷型创业企业家，他聪明、好胜、不走寻常路，不喜欢浪费大量资源过度竞争，善于把握底层逻辑，最重要的是，他往往能在看似没有机会饱和的领域，寻找到新的商业突破。从这点来说，黄峥是一名创新者、颠覆者，一个乐于打破规则的人。
但另一方面，黄峥早年曾经有一段跟随段永平做二级市场投资的经历。段永平是oppo、vivo背后的男人，也是巴菲特最忠诚的门徒。常年政策市场的不确定，让黄峥养成了善于聚焦远期目标，而轻视近期风险的豪赌之气。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声称，平时对电商相关的物流、金融领域的知识不会做刻意了解-----因为环境会变，“大部分知识是没有用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
在过去，谈及黄峥的创新时人们会举出拼多多对战阿里京东的经典案例。称他颠覆了传统电商以流量为核心的竞争准则，在中国市场了抓住了淘宝所忽视的小商户和低收入人群，利用社交电商的流量优势，创造了与抖音齐名的现象级产品。
但商户风波却让公众接触都了另一个黄峥。一个沉浸在底层的商业环境中，在追求增速与有限资源的困境下，运用市场机制最便捷的方式来追赶对手的投机者形象。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拼多多《拼到最后拼质量》，警示了企业家们不该把企业增速看重于社会责任。
2018年4年，黄峥在一次采访中剖析自己，当谈到这段做投资的经历时，他说这个过程让他发现了，自己与常人迥异的性格，“我不容易在很多人恐惧的时候恐惧。”——这不是说，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失误，而是他太自信，相信自己总能跨越失误。
一位中小机构的投资人描述道，听闻拼多多跌破发行价，自己心态复杂。在投资圈，拼多多是圈子里的争议。人们既羡慕它带来的回报，又惧怕这种“火中取栗”式的风险。当赌性十足的资本圈碰上更爱冒险的黄峥，几乎每个人都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给你150亿，这样的机会，你敢下注吗？
3年前，拼多多上线，还只是一家日订单量差不多30-40万单的公司。而如今，拼多多GMV已超千亿——仅用了2年3个月，它就完成了其它电商平台，需要花费5到10年才能达成的数据。
从企业增速来看，黄峥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缔造了一家商业价值巨大的上市公司。在创立之初，他就不止一次的表示，拼多多要做一家不靠流量，靠人推广的公司。他希望拼多多能成为电商界里的今日头条，但有人调侃，它分明是电商界里的快手。那种感觉就像人们突然发现了一座浮出水面的冰山，表情错愕。在某种程度上，五环里与五坏外，两个各说各话的圈子，最终通过拼多多，交汇到了一起。
从这点来说，黄峥无疑是近十年来中国最有胆量的商业巨头之一。除了五环外，中国尚有3亿多用户的需求还待开掘，尽管这需求泥沙俱下，极其冒险，但他也要放手一试，因为这是对手即使想做，也无法下手的一招，是竞争战略中最高级招式——他的原话是，“全品类扩张是上个时代的逻辑”
他眼光毒，很早就和团队分享过，人才是最好的盈利模式。在一次采访中，他描述自己与顺丰CEO王卫见面的情景。“顺丰做电商肯定做不成。你见过哪家快递公司做电商做成的？”简直毫不留情。当年财经杂志刊登了一篇拼多多的报道，曾引起轰动，标题就是黄峥的战略定位——“他们建帝国，争地盘，我要错位竞争”
在商业模式中，黄峥是第一个用“反向定制”来诠释商业愿景的人；他还是国内最早想到可以用半“计划经济”去实现供给侧改革的人，可以说，黄峥在这几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渠道下沉、社交推广、搜集数据、都是为其梯次实现用数据精准，服务不同人群这一战略做准备。这也是拼多多未来的商业进阶路线。
很难解释一位从不研究物流的人缘何成为互联网最懂电商的人。互联网电商公司中，为了控制品控，大多数平台都会做自营，但唯有拼多多不同。它既不控货，也没有自己的仓储物流体系。黄峥的理由是，阿里已经做得很好了，干嘛要做。
黄峥擅长反向思维，这毫无疑问是原因之一。但拼多多从剑走偏锋到饱受抨击的现在，却饱含了它即将要去的未来。而关于这点，却始终并没有被人们，大规模的讨论过。
“事实上，拼多多让大量消费者一起产生购买行为，其实已经描画出了一条从消费者到厂家的路线。”前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李翔发出感慨，他认为，拼多多的真实，“有很多面，但至于你理解到了哪一面，只取决于你看到了哪一面，或者你更愿意接受哪一面。”
黄峥擅长穿透表面直达本质。在他早期的个人公众号中，曾详尽记录了他在早期投资时，巴菲特对他的启发。“保险，是巴菲特的一个让人敬佩而伟大的创新，因为它可以促进财富积累的再分配，做到让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
黄峥曾举过一个一群人组团向生产厂商表达购买意愿的例子，这群人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议价，言外之意是，拼多多也可以依法炮制。他将拼团看作是人的逻辑，而非GMV增量的工具，因此拼多多的APP里几乎没有搜索，也不设购物车。它是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家把信息量而非商品流，摆放在极其重要位置的企业。
但黄峥也强调，在这种相对去中心化的生产流通的过程中，应避免欺诈，才能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循环。
从商业和道德的权衡来看，全世界服务穷人的项目都不好做。”逐鹿网创始人阑夕发出感慨。尽管互联网的研发精神在于解决每一个生活中的问题，但互联网公司的研发团队就没有几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成员。
包括快手在内，所有依赖和触及底层人群的公司都会遭遇这样的质疑，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个时代的消费需求与供给状况，应该是拼多多上所呈现的这个样子吗？拼多多里的那些人，难道不应该被引领走向一种更有质量的生活吗？黄峥不会感到隐隐不安吗？
如果供给侧的商品辜负了大家的美好意愿，该怎么办？创投界作者曾翔提出了疑问。“那些构想，看起来似乎可行，但实现起来是真的难。”
曾翔推测,因为现实中的场景太多，情况太多，黄峥极有可能在推演拼多多模式的时候，已经预料到了问题，但他依然束手无策。
7月30 日，“拼多多只是个孩子”成为网络上的一个梗。这缘于黄峥说过的一句话，“假货是社会问题，让3岁的拼多多承担是不公平的！”
这句话，迅速激发起了公众对创富中积累原罪的愤怒。有网友谴责，“世上最怕的事，是你和他说法律，他和你说发展阶段。”
在逻辑上，稍具一点情商的CEO会如此说话，颇为少见。黄峥是一个善于隔绝外部压力，回归本源的企业家。但在企业危机来袭时，不共情，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感受，显然是一种极为招黑的策略。这不禁让人怀疑，如此失败的公关，究竟是拼多多内部反复慎重讨论的结果，还是出自黄峥的个人意志？
黄峥是拼多多的战略制定者。其好处是，拼多多成为了公司发展中战略意图最清晰的公司之一，坏处就是，其它人都成为很难发出自身声音的执行工具。
黄峥曾经多次对内对外强调，拼多多的企业文化是本分。“什么是本分？其实就是听话。”一位拼多多前员工这样理解。在拼多多，听黄峥的话，被视为公司文化的信条之一。据内部人士透露，拼多多的另外一位高管联合创始人达达，最早是拼好货CEO，后被黄峥调入合并后的拼多多负责运营。在公司内部，职位几经变化。而达达仅有几次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几乎都是在复制黄峥的思路与想法。
这几年，黄峥对于拼多多的管理一直都是：基本不插手业务，也很少给员工开会。他负责给公司制定战略和输出价值观，并通过股票的高控制权，来保持控制力。2018年7月17日，拼多多的招股书显示，在稀释一轮之后，黄峥仍然占股46.8%，且拥有89.8%的投票权。
在BAT等公司，各部门的力量势均力敌，可以彼此互相牵制，相互妥协。但在拼多多，几乎找不到明星员工，陆奇也只是一个虚衔，所有部门都是AB角的设定。
“Colin是一个性格非常强势的人，董事会早就领教过他了。”一位与黄峥有过接触的投资人称，资方的意志对黄峥的影响其实不大，他的态度一直都是，要么听我的，要么别投我，投我是投资人的幸运。
而这种独裁和自负同样体现在他与员工的相处，以及公司内部的管理文化与企业文化中。
在一次媒体采访上，黄峥当面纠正了公司员工关于公司运营指标的错误说法。当该记者质疑，黄峥个人的构想与员工理解，是否存在长期脱节的时候。他回答，“很抱歉，到现在我和员工的统一思想还没有做好。”一位拼多多的员工称，在拼多多，只要黄峥不做决策，其它人也不会做决策。“无论你是BAT什么背景，到他手下就是普通员工的身份，他不需要你有太多的想法，需要的只是听话，如果你有太多想法那也可以，他会欢迎你离开”。
一位接近黄峥的人士称。拼多多公关危机事件爆发的部分原因，正是缘于黄峥过多的相信个人决策导致。-----当企业的的决策高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其风险在于，哪怕有一千次做对了，但只要有一次做错了，后果就会很严重。
一位接近黄峥的好友称，“他的性格，在他在工作、生活、家人都是如此。他离婚的时候就没有协商的余地，需要做的就是让对方签字，所以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们都在担心以他的性格，今后该怎么办？＂
但他停顿了一下，“当然这个前提是，他拥有极好的战略格局观，有的人是野心配不上能力，有的人是有能力没有野心，他刚好都有。”
不久前现任IDG董事总经理楼军曾经做个一个有趣的分享：CEO的孤独如同跟一桌人吃饭，但是谁也不愿意做那个点菜的人，因为又累又烦还要承担所有的风险，——显然拼多多这一桌子大餐上桌，只有黄峥才配做那个点菜的人。
“从小到大我都是学校的第一名，目标导向太明确”这是黄峥对自己的描述。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更多喜欢独立决策，既不混圈子，也不想和其他人交流。
“我相信他一直是孤独的。谷歌上市的期权套现而早早的财务自由，钱花都花不完，公司现在估值200亿美金即将上市，可是黄峥要这么些钱干什么呢？”黄峥的朋友说。
在阿里，马云有30多个“阿里合伙人”；在腾讯，马化腾有刘炽平、张小龙这样为公司建言献策的左膀右臂，但是在现在的拼多多，只有一个黄峥和他散落在中国各个区域的2000名员工。
一位拼多多的员工告诉记者，危机事件来袭时，很少看到黄峥在公众场合表达过低落。尽管独立决策的风险，未必胜过群体决策。但一但爆发，后果就会很严重。可黄峥的自负之处在于，他竟然可以在失误中快速纠错。“他的目标是不断提高胜率”。
性格决定命运，但命运反过来又强化着性格。
幸运的是，早在危机爆发之前，黄峥已经开始着手改变。
黄峥承认，拼多多现在对整个商品的管控、对服务的品质都很初级。“我们正在通过升级供应链来提高商品质量，用人工来选择和推荐商品来避免腐败。”
“对这样一家公司，应该站在发展的立场审视它与它的粗糙跟不完美”夸克传媒创始人王如晨说，“危机对于任何大公司来说，都存在，应该给予它通过技术迭代更新、完善治理的时间与空间。”
一位自媒体人告诉记者，今天大家都在笑拼多多，但他认为，所有的电商今天的优势也都不会永远是优势，一旦有穿透性的新技术出现，危机近在咫尺。“想要不争议很简单，做不起来就是了，把拼多多一棒子打死，有什么意义呢？”
从许多方面来看，拼多多还处于构建自己的商业构想的初级阶段。尽管实现过程极其艰难，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家业务简单的年轻公司，拼多多的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变化。
在拼多多的招股书上着重贩售的未来是”Costco加Disney”和模拟社交传播路径最终改造供应链的分布式AI技术。”
在黄峥的构想中，Costco想要做到的是，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货架，甚至开放大数据给制造商，帮助其生产适合该人群特性专属的货，并在货找人的过程中融入娱乐性环节----即越来越多的用户，越来越多的货，算法越来越智能，进而能有更多实惠和乐趣。
黄峥自己是技术出身。拼多多的技术甚至还高于一些巨头公司，目前，拼多多已经有一个研究算法的技术团队，拼多多IPO的40%的融资会用于技术研发。据报道，拼多多内部目前有个团队专门做与购物结合玩法的开发，目前已有数十种。
目前，以“广告加佣金“收入为主的C2C电商平台，模式粗暴简单，又因为人为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危机，拼多多一直要想在搜索之外创造出新的、规模化的收入来源。黄峥预测，用千人千面的数据荐货的业务，或许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尽管这些才刚刚进步。
这是一条几乎所有人都认可的光明大道。黄峥承认，拼多多现阶段还在多实惠的阶段，商品丰富度还不够，算法也还在积累的早期。
“我们不做流量逻辑，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反向定制”黄峥称。“淘宝是流量逻辑，主体是搜索，所以需要海量SKU来满足长尾需求；拼多多代表的是匹配，推荐商品给消费者，把海量流量集中到有限商品里，有了规模之后再反向定制，从而降低成本。这是沃尔玛和costco的差别”-----这让人想起来拼多多的年轻。越成功的公司，走向新时代，就越有包袱，淘宝无法做拼多多想做的事，就好比百度无法做今日头条的事情，它们都面临成功所带来的阻碍。
“我们不向做第二个阿里，拼多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模式，而我们正处在这种模式开创的早期。你可以说我low，说我初级，但你无法忽视我。”黄铮说。
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BAT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危机——阿里巴巴2011年的支付宝事件，腾讯2010年所经历的“3Q大战”，以及百度的魏则西事件。但这些危机，都事后深刻改变了三家公司的命运。支付宝事件令阿里陷入低潮，但蚂蚁金服因此独立；腾讯在3Q大战之后大举开放旗帜，随后微信诞生。
“只有在战略、产品、公司文化，价值观等一系列环节中出现了系统性风险时，这家公司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问题中被击垮。”一位腾讯集团的高管说。
或许，拼多多的这次危机可以带给黄峥一次改变的契机。从今天到未来，他需要跨越的不仅是用户与利润，速度与底线之间的鸿沟，也是管理与文化、创始人与团队之间的平衡。
这需要黄峥给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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