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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初期的中兴，和大多数中国公司一样，经营着“三来一补”业务。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步中的中国通信行业炙手可热。侯为贵也在摸索尝试中发现了通信设备的商机。创业项目网www.dagaqi.com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中兴侯为贵：与任正非缠斗20年，堪比华为，却鲜为人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侯为贵几乎是知名度最低的。和他同时代的柳传志、张瑞敏早就声名远播，和他缠斗20年的任正非更是家喻户晓，只有他至今鲜为人知。
2016年1月，执掌中兴30年的侯为贵正式交棒，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30年前他在“七国八制”的围剿中起步，30年后他的企业一举击败西门子、诺基亚，位居全球通信厂商第四位，并与华为一道，将爱立信、阿朗逼至死角。
初次试水
侯为贵1942年生于西安，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中专老师。后来，学校改为航天部691厂，侯为贵也从老师变成技术员，历任技术科长、技术副总。
80年代初，在钱学森的要求下，691厂开始研究半导体技术。侯为贵作为骨干，被派往美国考察。在那里，他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震惊之余，每天接受市场的洗礼。
在国内做集成电路时，厂里不考虑成本，电镀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说，你们这是乱撒钱，电镀并不需要那么厚。对方的话让侯为贵第一次萌生了市场和成本意识。
回国后，不甘心当一辈子技术员的侯为贵决定创业。1985年，他说服领导，以技术引进为由，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最初想做IC，但那是个烧钱的行业，为了求生存，他只好从电风扇、电话机等做起。
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以电话机为例，每台赚几毛钱，200多号人干一天还拿不到200块，人均创收不如一个修鞋工。但通过做电话机，侯为贵接触到程控交换机，他敏锐地意识到，通信业在未来将会迎来大发展。
当时，国内通信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和8种制式的机型，业界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侯为贵夹缝中求生存，针对农村市场，推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
凭借这一产品，中兴摆脱苦日子，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但苦恼随着而来，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侯为贵不愿看到中兴陷入险境，开始在产权上做文章。
1993年，侯为贵等技术元老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并与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通过这一制度设计，侯为贵避免了股东的过多干涉，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度。
这次制度创新后来成为中兴成长的重要推手，使中兴避免了国企“巨龙”式的悲剧。
不搞技术崇拜
侯为贵工程师出身，做了几十年的技术专家，但他对技术并不迷信。多年的市场摸爬滚打经验告诉他，技术必须紧贴市场，过快或过慢都不行。
摩托罗拉当年因为技术崇拜，推出野心勃勃的铱星计划，最终却因为技术超前，投资巨大，以惨败收场，搞得元气大伤。侯为贵目睹了这一切，对市场多了一份敬畏，他的目光总是专注于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上，这让他有鹰一样锐利的眼光。
2001年做小灵通时，这种产品并不受专家和企业待见。日本京瓷曾找华为合作，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了。在中兴内部，很多技术人员的观点和华为一样。更要命的是，国家的政策摇摆不定，曾几度下令封杀、缓建。
侯为贵不为所动，他站在市场的角度，反驳了质疑者：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
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兴坚持做小灵通。此后，随着国家政策放开，中兴赢得了大单。在鼎盛时的2003年，小灵通一度为中兴贡献了1/3的收入。
很快，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联通上马CDMA之初，华为认为CDMA95技术落后，转而重金豪赌技术更先进的CDMA2000。侯为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95标准并不逊色于GSM，发展2000要从95积累技术。退一步来讲，即使联通没有采用95，中兴也可以寻求海外市场。
最终的结果是，联通采用了CDMA95，中兴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两场战役，中兴完胜华为，趁机缩小了与华为的差距。
时值互联网的寒冬，全球通信巨头都在苟延残喘。华为经过2000年的急速扩张后，也遭遇业绩大跳水，任正非不得不写出《华为的冬天》。而中兴却逆势成为当时表现最好的通信厂商，这其中被誉为“过冬棉被”的小灵通和CDMA功不可没。
低成本尝试
重视市场，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只不过，和华为重金豪赌某一技术不同，侯为贵采取的是一种低成本尝试的策略。具体来讲，中兴不排除任何一次新的机会，也不会在某个机会上过多下注，只有在形势明朗后，才会大规模投入。
这种策略源自市场的教训。北电、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都曾因为冒进盛极而衰，有的甚至彻底倒下。另一方面，保守同样害人，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就栽倒在以前的功劳簿上。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最好的策略就是全面跟踪，一个也不落下。
在3G投入应用前，市场上有WCDMA、CDMA2000、TD-WCDMA三种制式，背后的主导者分别是欧洲、美国和中国。由于信息产业部久拖未决，各厂商不得不三头下注。
虽然都是三箭齐发，但侧重点不一样，华为采取一贯的压强原则，投入几千人的研发团队，以压倒性的物力和财力，豪赌被公认为是主流的WCDMA。
与华为不同，侯为贵采取中庸策略：不放弃WCDMA，适度投入;依托CDMA95，向CDMA2000过渡;与大唐共同起草TD-WCDMA，争取政府的支持。
TD-WCDMA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国际标准，大多数厂商信心不足，敢于大规模投入的寥寥无几。但侯为贵断定，这是一次政府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必定会在政策上给与大力支持，因此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最初只投入了几十人，后来逐渐增加到3000多人。
2009年，中国移动获得TD-WCDMA牌照。在设备招标中，中兴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大赢家。
虽然后来，WCDMA成为世界主流的3G标准，华为也因为这次豪赌，逐渐拉开和中兴的差距，但侯为贵的选择，无疑确保了中兴的稳健经营。
不轻言放弃
侯为贵做事稳健，从不冒进，可一旦下决心做，就会变得非常固执，绝不轻言放弃。
联通刚开始做CDMA时，曾在CDMA95和CDMA2000之间摇摆。1998年，好不容易选定CDMA95，在北京小汤山举行投标，中途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原因是与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
几番折腾下来，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厂商纷纷选择放弃。华为的判断是：联通在短期内很难上马CDMA，即使几年后上马，也会选择更先进的CDMA2000。
侯为贵也曾一度犹豫，在中兴内部，甚至出现项目组被解散的情况。但最终，他选择了坚持，继续投入大规模研究。结果，在后来的招标中，中兴几乎成为联通的唯一选择。
2000年，TD-WCDMA被ITU接纳为国际标准，众厂商开始纷纷布局。但接下来长达八年的技术研发和政策等待期，却耗光了大多数公司的激情和信心，他们有的中途观望，有的则干脆彻底离场。中兴是少数坚持下来的厂商，最终大获全胜。
海外征战20年，侯永贵的坚持不但让中兴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非洲是中兴的重要市场，那里很多国家政局不稳，经常动乱，中兴人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干活。
2007年，侯为贵派人去开拓索马里市场，当地运营商安排两辆配有重型武器的专车来接机，车上由全副武装的保镖坐镇。深夜，酒店外传来阵阵枪声，一场激战正在上演。
争夺埃塞俄比亚市场时，很多欧美通信巨头认为工程复杂，要在偏远地区雇人挖沟，埋电缆，感觉很吃亏，中途选择了放弃。但中兴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这样的坚持中，中兴人一点点赶上巨人的步伐。2G时代，大局已定，很难翻盘;3G时代，中兴主动出击，开始崭露头角;到了4G时代，中兴不但赶上了跨国巨头，还在技术上取得一定的领先优势，力压诺基亚，成为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侯为贵终于要退休了!中兴和华为的差距是这样拉开的
侯为贵表示，不在其位就不再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 “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
侯为贵要退休了。
“未来总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每个人都会有退休的时候。当公司状况良好而且运营正常时，我会退休的。”3年前，已经71岁的侯为贵穿着他喜欢的浅蓝色衬衫、藏蓝色夹克出现在中兴通讯的换届选举上，身形清瘦但精神依然饱满，当时他已经向外界释放出了退休的意愿。
1月7日晚间，中兴通讯的一纸公告正式宣布了侯为贵作为“中兴舵手”时代的结束——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新的人选将于3月份选举宣布。
从1985年深圳一处杂草丛生的简易房内开始创业，侯为贵坚持了30年，完整地经历了中国通信技术从落后到崛起，再到赶超的过程。“曾经看过侯创业时的一张照片，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煮一盆菜围在一起吃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侯为贵无疑是为中国通信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通讯专家项立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对于未来，侯为贵表示，不在其位就不再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 “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
“但事实上，没到正式退休的那一刻，董事长是闲不下来的，上个月他还去了一趟海外，到公司的海外驻点走了一圈。”中兴内部人士利乐(化名)告诉本报记者。
不一样的创一代
1981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选派前往美国负责技术和设备引进。1985年，43岁的侯为贵来到深圳，创办了深圳中兴半导公司，由航天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及另外一家国有企业三家联合投资，这就是中兴通讯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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