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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山西，前煤老板杨天真和他的朋友发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返祖运动，让家猪和野猪杂交，生产“有机猪肉”。在中条山韩家岭的养殖场里，他们完成了这一创举。
不能说杨天真是在制造噱头。他诚恳地相信，深山老林很纯净，野猪也很纯净。在他的推动下，野猪象征性地站在了猪肉市场的制高点上。
让家猪仿效野猪的生活方式看来是可行的。中国有大量的林地资源，给生产生态猪肉带来了广阔想象。在河南，上市公司雏鹰农牧为此推出了一个投资41亿元的庞大项目。
但这真的是个机会吗?价格昂贵的生态猪肉超出普通人消费能力并非问题的核心。在我们这个缺乏监管和自律、几乎没有底线的商业生态里，已经消失的信任不会因为“野猪”而重建，即便它是真的。
重返大山
5月上旬的一个晴天，中条山腹地的韩家岭下，50多头猪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山坡上茂密的毛栗和山核桃林子。
五六个小时后，护林员韩群福和他的三个同伴吹着哨子，挥舞树枝，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它们挨个找到，收拢在四五里外一处叫东沟的洼地里。
“这么长时间，应该有十多头配上了。”韩群福对记者说。这个面色黝黑、清瘦的男人今年53岁了，他是土生土长的中条山人，在韩家岭当了30年护林员。“看看树下的蹄印子，就知道是野猪、狍子还是獾。”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比划着。
在他看来，在充满野性的中条山，一群家养母猪要找上那些尖吻獠牙的公野猪，一点也不难。这一轮速配意味着，大约四五个月后，母猪们将诞下上百头有一半野性血统的“野猪二代”。
韩群福的雇主，山下秦岔沟养殖场(后改名“建新养殖合作社”)的老板叫杨天真，山西运城人，五六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在河南三门峡火车站的煤炭代销生意刚刚结束。
在中国，做煤生意是最著名的职业之一，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煤老板都开路虎，娶明星，有很多套北京的房子。在做煤炭生意的十多年里，杨天真经历了2003年到2005年煤炭行情最好的时候，但一个月上百个车皮的转手生意，并不足以让他成为超级富翁。当然，对于这个来自运城乡下的前铁路职工来说，那些年他已经“很有钱了”。
在酒肉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老板们需求高端化的第一步。杨天真和他的朋友们觉得，饭店里的猪肉太难吃了，远没有老家的猪肉香。刚好，一个叫陈建新的朋友不失时机地带来了山中美味。那是一种产自秦岔沟的猪肉，吃山上的毛栗、山核桃长大的。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杨天真反复强调了秦岔沟猪优良的食谱。“树下到处是九节菖蒲、黄芪、淫羊藿、野百合，还有灵芝、何首乌。”也就是说，除了奢侈的毛栗和山核桃野餐，昂贵的“药膳”也是它们的家常便饭，“有营养，还防病。”
不过，杨天真之所以成为养猪场老板，完全是因为让他无可奈何的债务关系。在2007年创办养殖场之初，陈建新向他借了5万元钱，但随后，这笔钱不仅没还，陈还希望能再借一笔钱。“他邀请我到养殖场考察。”杨天真说。
2007年年底的这次“考察”让杨天真大开眼界，一望无际的林地里，那些黑、白、花色的猪漫山遍野、自由自在地觅食，除了养殖场的办公建筑还只有陈建新创业之初的那处土瓦房，秦岔沟简直是猪的天堂。杨天真相信，在这个地方搞“有机猪”项目大有前途。
于是他决定继续投钱，和陈建新合伙干。一个老资历的煤老板，就这样天真地转型了。
接下来的事情，首先便是扩大规模。从引进的第一批40多头母猪开始，随着野猪后代的出生，杨天真又陆续引进了近300头母猪(www.cyone.com.cn/)。如此一来，一年后连母猪一起，养殖的大猪小猪增加到了1400多头。“母猪一般是四五千块一头，我买的是6000多块的。”杨天真说，按两人的协定，他管市场，陈管基地。
但在山上放养的实际效果把杨天真吓了一跳。“他把猪全放在山上，说是到冬天再收回来就行了。结果到年底一算，连母猪和小猪一起，放出去的1400多头损失了400多头。有的被村民偷走卖了，有的兴许就死在山上。”杨天真对陈建新的管理水平很失望，两人发生不和。“他把养殖场，连土房子、冰箱折价20多万卖给了我。”杨天真说。
杨天真需要拯救他的企业。他设计的第一步是建猪舍，在秦岔沟的山溪两边划出了十几亩地，投资建了近2000平方米的猪舍和1000多平方米办公区，并在周围的村子里聘请了七八个没出去打工的中年人参与管理。放养的方式也不再是听任猪群在山上昼夜游荡，而是定时放养，“每天早上8点左右把猪放出去，11点多回来;下午两点再放一次，四五点回来。”
在秦岔沟，记者观摩了一次放养的全过程。四五百头猪在四五个吹着哨子的中老年猪倌的驱赶下，浩浩荡荡地沿着山溪往山坡上走去。一路上，它们有的嚎叫着打闹，有的在溪水里打滚，还有一些试图爬上山坳两旁的高坡。杨天真指着其中几头格外活跃的猪说：“它们的爷爷就是野猪”。他还说，有一头被单独关在铁笼里的二代猪没敢放出来，“太野了，它要是想跑，十个人都撵不回来。”
夏天并不是猪群最好的觅食季节，“到农历九、十月份，山核桃、毛栗子都熟了，猪每天在山上吃野果，在它们身上一抹，一手的油。”
杨天真认为，眼下，即便是没有山核桃和栗子，继承自野猪前辈的运动能力和爬山锻炼的良好习惯，对于它们形成芳香、紧致的肉质也至关重要，“锻炼调节了内分泌，瘦肉率也提高了。”
的确，这些野猪后代有足够的理由鄙视那些靠激素催肥的纯家猪糟糕的体质，“山上的野猪三年都长不到200斤，二代猪一年半也只有160斤左右，那些普通猪三个月就能长到200多斤。”杨天真说，二代猪肉臊味还挺重，真正适合推向市场的是生长期为10到12个月的三、四代猪。
杨天真和我们见面时就说，他的猪是吃山核桃和栗子长大的，明显有些夸大了。从春天到初秋，它们的食物除了野草，还要靠饲料来补充，至于冬天，就更要靠饲料了。不过，饲料也是“有机”的，“我们的饲料是自己种的玉米和麦麸，用粉碎机打碎，连煮都不用。”
高端猪肉
秦岔沟树木葱郁，空气清新，泉水清冽，群山中野兽出没。杨天真相信，大山是纯净的，野猪也是纯净的。充分的运动、原生态的食物，他的猪因此“继承了野猪的健康基因”。
他的见解和和动物学常识颇有出入。常识认为，被驯服的猪和远祖野猪的基因是一样的，只不过诸如长鬃毛、獠牙等基因未被表达出来而已。
在和记者相处的两天里，除了谈及他的原生态猪时会兴奋不已，杨天真大多处于一种焦虑状态，说话急，逻辑也不是很清晰。他说，在和陈建新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企业是后退的”，直到现在也徘徊不前。“投资有七八百万了，可是我一直在亏钱。”杨天真说，连工资在内，基地每个月的支出要两三万元，这还不包括销售成本，“卖猪肉得的钱很少。”
第一年的养猪成果是惨痛的记忆，上百头长成的二代猪实际上是按毛重以四五块钱的普通猪肉价格卖给肉贩子的。“我们一斤猪肉的成本超过40块，可那时候‘有机食品’证书还没办下来呢。”一茬茬养足了月份的猪，催促着杨天真赶紧把它们推销出去。
杨天真走出去的第一站是太原，“朋友介绍我找省里的人，我拉了两头猪，在某个酒店请了很多领导品尝。”这一轮公关的显著成果是，到2009年底，有机食品证书办下来了。2010年春节，他把标价60块钱一斤的猪肉摆进了运城的一家农特产市场。但在运城销售的效果很不理想，“一年下来，也就卖掉了二三百斤，这种肉不是给普通老百姓吃的。”他意识到，必须把肉卖到大城市去。
2010年5月，搭着山西省晋商协会的便车，杨天真把猪肉带到了上海世博会展厅。在那里，他主要是把煮熟的肉给观众吃，并没有产生真正的销售。但晋商的网络是强大的，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在上海搞房地产的老板，这个老板想把肉给集团公司旗下的远洋货轮上的船员吃，只可惜生意后来黄了。
在北京，杨天真的生意有了些起色，他遇见了他的贵人“汪总”。“汪总有房地产、饭店、高尔夫球场，还有几十辆奔驰、宝马。她那里用量比较大，随时下单，随时发货，一年发过去近5吨猪肉。”但这个生意也没有持续下去，一年后，“汪总”出国了。
最有持续性的是和北京蜀汉堂的合作，这家由四川省西充县政府支持的公司，下设有一家西充有机生活馆。放在生活馆寄卖的“天真猪肉”，在2011年卖出了近3000斤。但第二年就走下坡路了，只收了2000斤左右，“我的产品在那里主要不是给酒店，而是配送到领导家里。可现在礼不敢送了，北京的单位也不敢买去发福利。”
除了以高端客户为目标，杨天真游击式营销也时有创新。在北京，他把基地的副总经理“老郭头”叫去了，一身乡土打扮参加了“农博会”，让农民现身说法。效果是有的，“我们见了很多外国人。”杨天真说，入驻天津的空客公司的老外对他的猪肉很感兴趣，于是他请了一个翻译出面。遗憾的是，这个翻译被外国人关于质量的诸多问题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深入洽谈。
在采访中，杨天真频频提及他天南海北的“朋友”，某领导、某老板、某地产商。这些昔日生意上的朋友都在他的赠送名单之列。比如，他每年都会把六七箱真空包装的猪肉发货到郴州火车站，送给当地一位号称“生铁大王”的何老板。
“这几年我亏损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前做生意的关系户都还在维持。我这里别的没有，就是有猪肉送给他们品尝。”被他列入赠送名单的朋友加起来有三四十个。
在杨天真看来，很多朋友都是潜在的经销商，“市场体系没有做好，这些关系也就没有用起来。以后体系做好了，我再跟他们探讨销售问题，就有意义了。”
总的来说，他的猪肉在这些朋友中赢得了广泛好评。
杨天真的基地一年大约出产猪肉20多吨。去年的情况是，按高端猪肉价格销售的大约有五六吨，用来送礼大约有一两吨，剩下只能按普通猪肉平价推向当地市场。杨天真因此纠结不已，“多养了，可能卖不动，少养了，明年客户要货可能又供不上，我不是没有信心，只是市场太不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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