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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界的贾跃亭：从中国首富到一无所有
施正荣本姓陈，因为施家丧女所以收养了他。虽然养父母生活清苦，但对施正荣却很好，节衣缩食供他读大学、读硕士。
1988年，硕士毕业的施正荣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马丁·格林教授。
名师出高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施正荣不仅很快获得了博士学位，还获得了10多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专利，并且成为世界上首个攻克如何将硅薄膜生长在玻璃上的人。
照这样的剧情发展下去，施正荣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甚至像他老师那样拿到诺贝尔奖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在实验室和写字间的岁月，并没办法让施正荣的内心安定下来，他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都浪费在学术上面，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
1999年，带着技术和积攒多年的40万美元，施正荣回国创业，想要创立一个太阳能科技企业。
然而，当时的施正荣性格腼腆，不善于表达，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上海技术交易所演讲的机会，却在台上说得磕磕巴巴，台下的专家和投资人却一个也没听懂。
这样兜兜转转了一年，施正荣的计划还是无人问津，眼看自己的创业梦就要破灭，只能收拾包袱滚回澳洲做研究了，施正荣却遇到了一个贵人。
这个人，就是无锡市原经委主任李延人，两个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创业。
凭借着李延人在政府的人脉，施正荣靠着一台笔记本和几页纸的商业计划书，得到了政府600万美元的融资，再加上自己的40万美元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政府支持+技术创新+市场广阔，无锡尚德一成立就一飞冲天，成立仅仅四年产能就达到了540兆瓦，销售收入达100亿美元，跻身世界光伏行业前三强。
2005年底，成立五年的无锡尚德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融资4亿美元，施正荣一下子成为了华尔街的宠儿，无锡尚德更被誉为“光伏界的微软”!
2006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施正荣以186亿元的身家，远超2005年中国首富荣智健的109亿元，成为中国大陆新的首富。
这时，施正荣再也不是那个饱受质疑、人多了就会紧张的“海归博士”，而是英国《卫报》所评选的“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众星捧月的“中国光伏教父”。
这时，距离施正荣开始创业，仅仅过去了5年。
花很多的钱，怼很多的人
做了首富就该这样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财富来得太快太多，让出生贫苦的施正荣一下子有点眼花缭乱，他慢慢变得居功自傲起来。
在尚德成立的头几年，施正荣还经常去生产车间视察，喜欢在食堂和工人吃饭，工资也只领该领的四分之一。
但尚德在纽交所上市之后，身家暴涨的施正荣就像变了个人，上市当天他就对友人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从那以后，钱对于施正荣来说，就毫无意义可言。
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和查尔斯王子谈合作，还请了6个保镖贴身保护自己。
给自己买了近十辆顶级豪车，包括三辆雷克萨斯，一辆宝马，一辆奔驰S600，一辆顶级宾利，一辆路虎，一辆沃尔沃……见不同的人就开不同的车，
在无锡新区修建尚德电力总部，建起一整面全球面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幕墙，成为了无锡市的标志性建筑。
为了让企业看起来高大上，他不计成本地招来了不少“简历光鲜、有跨国背景和海外生活经验的高管”，只要有一个老外在现场，就要求全体高管讲英语。
可以说，在成为首富的日子里，出身贫苦的施正荣，得到了他过去渴望得到的所有东西。物质、金钱、名誉，更像是对过去贫穷生活的补偿。
甚至，对于同行和政府领导，他也以“行业带头人”自居，丝毫不留情面。
2008年底，因为海外市场需求量出现下滑苗头，在一次新能源行业峰会上，主席台上的施正荣指着诸多同行大佬和政府官员说：“你们回去要好好反省一下。”
行业出现了什么他觉得不对的问题，他就给“大领导”发短信，说要怎么怎么改正，领导都被他的“肆意妄为”不太满意，但碍于情面不好说破。
当时的施正荣，确实有狂妄的资本，他不仅是中国首富，身家186亿，而且引发了中国光伏行业的第一波热潮。
尚德的成功，也成为了“海归科学家+地方政府+海外资本”合作的典范，一时间成为各地效仿的对象，全国各地纷纷引进技术和资本筹建光伏企业和光伏产业园区。
表面歌舞升平，实际暗潮涌动
危机之下186亿灰飞烟灭
然而，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施正荣的尚德，还有其背后的光伏产业，其实暗藏危机。
1、靠政府补贴发展，自身并无竞争力
尚德的崛起，地方政府功不可没，不仅为光伏企业提供场地厂房，还提供大量信贷担保。
由于光伏发电成本高于传统能源发电，2011年仅金太阳项目国家就补贴了94亿元人民币。
但靠着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光伏业，根本不是市场化的产物，不仅过度投资，而且高能耗高污染。
政府的初衷，只是想扶持高科技产业，创造GDP，却被“光伏神话”绑架起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拯救尚德，失去了“壮士断腕”拯救整个行业的机会。
2、技术不强，原料不足，完全受制于人
光伏行业，看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只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
因为这一产业，“90%原料依靠进口，90%产品依靠出口”，整个产业严重受制于人。
而光伏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70%的利润。
3、“一窝蜂”发展，光伏产业竞争激烈
施正荣和尚德的创富神话，让全国各地都看上了光伏产业。
一时之间，全中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仅仅浙江就有光伏企业205家，其中有110家成立于2010年之后。
竞争者众，光伏产业也成了一片红海，中国光伏产业的利润率也迅速从139%下滑到20% .
可以说，尚德的成功，是“时代机遇+政府支持+先发优势”的产物，就像在钢丝上跳舞，太平盛世还能走下去，危机一来就撑不住了。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光伏产业的海外市场极速萎缩，尚德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了;
2010年，尚德主业开始亏损;
2011年，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欧洲市场占尚德销售的45%，而美国的惩罚性关税更让尚德的利润大幅缩水;
2011年，尚德取消了和美国知名半导体芯片公司MEMC签订的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多晶硅供应合同，赔付了整整2.12亿美元;
2012年上半年，尚德的下滑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平均每天都要亏损1000万元，股价也从顶峰的90美元一路跌破1美元，施正荣的身家也从186亿元迅速归零。
2012年8月，施正荣辞任尚德CEO，2013年3月再失尚德董事长一职。
2013年3月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破产法》裁定，对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实施破产重整。
其实，在2012年9月尚德破产前夕，无锡市政府向施正荣表示愿意注资拯救尚德，但需要施正荣以个人资产做担保。
政府让施正荣担保，只是想看到施正荣的态度，毕竟砸钱出去也是一件风险不小的事情，但施正荣却选择了袖手旁观，“我有这么多的职工，你不救我，我就要关门”。
当然，后来施正荣也解释，当时自己已经从尚德离职，没有理由担保自己的财产去拯救尚德。
但施正荣不是没钱，有媒体爆料，施正荣还通过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将尚德的大量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
比如他幕后控制的亚洲硅业，获得了尚德长达16年期限、15亿美元的无条件支付合约。
再加上5.6亿欧元的GSF反担保造假事件，施正荣以“失信人”的形象离开中国主流商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商业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很难在中国市场做成一笔生意。
在古罗马帝国，当大将在战场上获取胜利，步入凯旋门时，在两边群众如潮的欢呼声中，按照惯例会有一位仆人提醒主帅说：“这一切仅仅是过眼云烟。”
不仅是战场上的胜利，商场上的胜利也是如此，一时的风光并不代表一切。
翻开过往的富豪榜，几年前的富豪可能数年后就销声匿迹，那些曾经炙手可热的商界人物，有可能变得一贫如洗、声名狼藉，甚至沦为阶下囚。
从当年的施正荣，再到现在的贾跃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这一个真理：短时的做大做强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为企业争取长远的发展机会。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向北流。”对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心存敬畏，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李东生去参加展销会，当时，所有的展柜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李东升却买来彩带、彩灯，把TTK站台打扮得流光溢彩。TTK一展成名，当年卡式磁带销量翻了一番，销售额突破200万。
35年来，他从工程师一路做到集团总裁，连续发起2宗过亿欧元的跨国收购，引发世界瞩目，但随之而来是19亿元的巨额亏损。沉寂10年后，重生之鹰再次起航，年销售额一举突破1000亿，他就是李东生，TCL集团总裁。
TTK的第43号员工
1952年7月，李东生出生于广州惠州。当时，家门口的东江水流淌千年，所以父亲就给他起名“东生”。
小时候，李东生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三年级暑假，邻居家的小伙伴喊他去东江打水仗，他却抱着厚厚的《林海雪原》“头都不抬一下。”
几百页的小说上批注越来越多，李东生也从小男孩长成了一个帅小伙。18岁那年，他下乡当知青，成为了民兵排长。
秋季要收割麦子，但是太阳很毒辣，晒半天就脱层皮，谁也不愿意动弹。身为民兵排长的李东升就挨个磨嘴皮子，“劳动最光荣!”结果一个秋天下来，李东生晒脱了10层皮，嘴皮子也利落了。
1977年恢复高考，本是书虫的李东生仅仅复习了3个月，就一举考上华南理工的无线电专业，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当年的无线电77可是藏龙卧虎，同学中还有黄宏生、陈伟荣等30多位高手，大家相互比着学。整个大学4年，李东生把实验室的10多套无线电设备摸了个遍，梦里都是“模拟电路”、“电波频段”。
1982年7月，李东生分配到惠州科委当干部。按理讲，总在领导眼皮点下晃悠，多少人羡慕，可李东生才干了两个星期，头就晕了“天天写材料，啥时候是头?”
两个月后，李东升就再也撑不下了。恰好当年9月全国开放13家合资公司，惠阳是其中之一。中港合资成立的叫TTK家电，主要生产卡式磁带。
李东生二话没说，当即给科委领导打报告，“申请调到TTK”。好在领导爱才，“无线电专业的大学生，对口!”当场同意放人。
就这样，李东生成了TTK的第43号员工，职位是工程师，也叫车间修理工，“就是负责电子设备的日常维修。”
1983年夏天，厂长批文件走得晚，结果连续4天发现维修车间都亮着灯。
怎么回事?原来是一个叫李东生的大学生，每天下班前要把全厂机器检查个遍，“发现损坏马上修理，不影响第二天开工。”这样的人才不提拔还提拔谁?当年11月，李东生就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年底，李东生去北京参加展销会。当时，所有的展柜都中规中矩“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李东升却不管那一套，当即买来彩带和彩灯，把TTK站台打扮得流光溢彩。结果TTK一展成名，当年卡式磁带销量翻了一番，销售额突破200万。
1984年，李东升被派到香港开拓海外业务。其中一个大客户来自法国，酒桌上，总监挑衅“一杯酒一箱磁带”，结果文质彬彬的李东升一口气灌了30杯白酒，把对方看傻了。
从此，销路彻底打开，短短一年，卡式磁带就在香港销售了600多万。
全国电话机的霸主
当时，香港录音电话已经非常普及，而在内地打电话还是很奢侈的事情，李东升又开始琢磨，“工厂正好生产录音磁带，为什么不跟电话结合起来?”
回到惠州，他就建议公司生产电话机，“国内的电话普及率仅有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正是这句话，领导当即拍板成立TCL电话机厂，负责人就是刚刚毕业2年的李东生。
没有技术怎么办?李东升给出的答案是照猫画虎。此后的2个月，他买遍了市面上所有的电话机，并托人从美国带回2种最新型号的产品，逐一分拆研究。结果不到1年，TCL就生产出中国最早的免提电话。
不过，别看搞产品李东升是内行，搞销售还是有点嫩，头一个月10多个人才卖出去9部电话“人均一部都不到。”
李东生很郁闷，他找到TTK的老厂长诉苦，两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临别之时，老厂长在李东升手心里写了两个字“网络”。
李东生是何等聪明，他马上在销售网络上发力，“商场首月开展活动打9折”，“购买电话赠送配套设备”。同时每到一个城市，马上联系当地5、6家大的经销商，“先试用再付钱”。
彼时，无绳电话还是稀缺玩意儿，加上李东升这么一折腾，TCL电话立刻引起市场轰动，年销售超过500万台。
3年后的1989年，TCL就成了全国电话机的霸主!
到了1993年，TCL改组为集团公司，并一举吞并TTK“已有业务全部并入TCL”。这回，李东生升迁为TCL集团的总经理。
当年5月，李东升出差回来，看见老婆、儿子都在看《包青天》，连晚饭都忘做了，他很纳闷，“有什么好看的，电视机那么小，也不嫌费眼睛!”没有想到第二天到岳父家串门，老两口也在追《包青天》。
一了解，市面上全是15寸、17寸的电视机。李东生马上意识到“大电视大有可为!”4个月后，TCL王牌大彩电诞生，“71厘米大屏幕，彻底解放眼睛”。
1994年，李东生扛着那71厘米的王牌大彩电，雄赳赳参加了全国家电产品交易会。
“什么?TCL王牌售价才3500元?!”开展当天就涌过来500家经销商，展销会成了李东升的签约独角戏，光3天的订货额就高达2个亿。
消费者一听也疯了，“花不到4000块，就能把大彩电抱回家，质量跟上万块的“画王”、“火箭炮”相差无几”，当年TCL营收接近10个亿。
销售一火，股东自然也赚翻了。1996年底，李东生就顺理成章成为TCL集团总裁。此后，他趁热打铁，大举进军国际市场。3年间，TCL先后成立美国公司、创立技术研发中心、收购北京开思软件、兼并香港陆式彩电。
1997年4月，惠州市政府也抛来橄榄枝“担任副市长如何?”李东生很纠结，“父亲干到退休也就是个科长，这一上来就让当副市长，诱惑太大!”
不过，他辗转反侧一个星期，最终还是放弃了诱惑，“几斤几两自己最清楚，还是先成为中国的松下幸之助再说吧。”
有意思的是，到了九十年代末，我国彩电市场被TCL、康佳、创维三分天下，而三家公司的掌舵就是“华南理工三剑客”的李东升、黄宏生、陈伟荣。
同窗好友兵戎相见，各有各的杀手锏。黄宏生是“一个一个挖人才”，陈伟荣靠“一项一项争第一”。
当时，黄宏生从欧洲、日本、香港挖人才，一次就聘请100名技术精英，专门成立创维电视研究中心。而康佳每年开发费就有2个多亿，创造出30多个彩电技术的全国第一。
刚开始，李东升想在品牌上胜出。1998年，他在距离康佳总部300米的地方树了一块1.5米的广告牌，结果老同学连夜赶制3.5米的康佳广告牌，第二天直接堵在TCL集团门口!
这一招不灵，李东生马上又想出兼并的招，“一个一个搞兼并”、“拿下当地的企业就等于拿下了当地一半市场。”
高潮之后难高潮
1998年8月，李东生赴河南新乡，考察美乐项目。当他得知美乐是“一五”重点建设的军工企业后，立刻送来2000万，组建TCL—美乐电子。有了资金、技术、品牌，美乐当年营收一举突破一个亿。
尝到甜头后的李东生开始刹不住车，他先后重组内蒙彩虹、无锡永固电视机厂等4个地方大厂。几个大手笔搞下来，公司销售额突破300亿，利润达到15亿之多。
1999年，TCL国际控股在香港挂牌上市，市值一度达到200亿。
2000年以后，李东升信心爆棚，他把重心开始放到海外，“趁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将TCL推向国际市场。”
2003年，李东生先后搞定周边的越南、新加坡等市场，然后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当时，法国最大的家电企业汤姆逊一年亏损几千万欧元，李东生决定出手。
2004年6月，TCL成功收购汤姆逊，花3.149亿欧元控股67%，“TCL投入资金，维持法国工厂的运营，并承担亏损”。这个时候，TCL一举攻破北美、南美和西欧的3大市场，年度总销量达到1800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
同年10月，李东生主导TCL兼并世界通讯巨头，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手机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7、中国第1。
2004年，TCL集团在深交所正式挂牌，市值突破1000亿，李东生个人身价也达到12亿，13年更是达到22亿之巨。
这一年，李东生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珠穆朗玛，他登上《时代》周刊，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人物之一。一时间，TCL等于中国彩电，李东升等于中国企业家。
可惜，高潮之后再也难高潮。此后，TCL频频遇险，李东生用并购让世界记住他，TCL却因并购险些“丧命”。
当时，汤姆逊是拥有10家工厂、2.9万名员工的全球行业巨头，CRT射线技术号称世界一流。李东生判断液晶技术还要5、6年才能取代CRT“必须大力发展。”
然而，市场与李东升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就在TCL收购汤姆逊的第二年，欧洲市场就开始转向生产液晶平板，美国市场也于2006年开始淘汰CRT技术。
拥有3.4万项CRT专利技术的汤姆逊公司一下子就成了最后一条恐龙，非但没有给TCL带来滚滚利润，反而成了TCL的大包袱。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国内山寨机、水货机横行，TCL手机业务也是举步维艰，TCL和阿尔法特不同的企业文化，并没有形成1+1大于2，而是带来大量的管理内耗。
结果并购后不到一年时间，汤姆森和阿尔科特就巨亏1.3亿欧元，TCL也遭遇20年来首次亏损，“18个月亏18亿!”到了2006年，TCL亏损数字直逼19.3亿，李东生遭遇人生滑铁卢。
舆论开始倒戈，评价那是“史上最糟糕的并购”。当年的《福布斯》也评价李东生是“A股上市公司最差的老板之一”。TCL内部更是人心惶惶，通讯部门一下子走掉300多人。
再次王者归来
那段时间，李东生终日茶饭不思，3个月暴瘦20斤，整个人都脱相了。
他把自己关在家整整7个月，“全面反思” ，随后写下《鹰的重生》等5篇文章，“濒死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150天的漫长蜕变。”出关后，李东生选择了后者。
首先是关停工厂，避免继续亏损
2006年，李东生忍痛关闭了法国工厂，尽管那个项目的签字仪式是时任中法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的，但是市场不相信眼泪啊。同时，他停止了电脑新业务的探索“收缩防线，专注家电产品”。
其次是启动内部人事改革
当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经成为TCL旗下分公司的办事风格。最典型的是2000年，TCL通讯分公司的员工只认识分公司的老大，而不知道李东生是谁。
“必须改变”，2006年，李东生一口气强制退休了10多家分公司的200多位元老。同时，一次性提拔300多位30岁出头的业务骨干，并组织青 员工开始“延安行”，向伟人取经。
最后是重启技术研发
2008年，国内普及液晶彩电，但是，液晶彩电的核心元器件——“液晶面板”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一台彩电卖出去，有80%要付给别人”。李东生不甘心，他试图与人合作，但没有人愿意干，因为液晶面板是“公认最烧钱、设备折旧最快的电子领域”。
后来，李东升听说深圳市政府要组建液晶面板项目，他立马携220亿巨资投资华星光电，结果“17个月建成投产、10个月爬坡达产。”
一年后的2009年7月，韩国和台湾地区调整面板产业，一大批专业人才失去用武之地，李东生趁机连锅端，3个月就建成了200人的液晶技术团队。
2010年，华星光电提前实现满产，“月产10万片基板，良品率高达95%。”李东生再次创造“深圳速度”，TCL也凭此咸鱼翻身，成为国内唯一拥有从模组、芯片到整机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企业。
三管齐下，马上见到效果。2011年，TCL集团的营业收入突破700亿，李东升再次演绎王者归来。
2014年，李东生布局互联网转型，制定“产品+服务”、“智能+互联网”的“双+”战略，他大喊“5年时间，培养1亿家庭终端用户、1亿移动终端用户”。
2015年，TCL销售额一举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46亿，其中47%的收入来自海外。2016年，TCL彩电销售突破2000万台，成为国内行业龙头，挤进全球前三。
如今，TCL在全球拥有21个制造基地，23个研发中心，业务扩张至全球160多个国家。李东生的最新“龙虎计划”是移动通讯要闯进世界前5强，家电、信息等进入国内一流。
“一辈子，就干这个企业，就干这个事!”如今，65岁的李东生早已将TCL融入自己的血脉。
纳爱斯庄启传：不认命的人打造190亿纳爱斯帝国 世界日化产业第五
在竞争惨烈的日化行业，纳爱斯是少数几家能够与宝洁等外资巨头抗衡的中国企业。
从1994年起，纳爱斯一直是国内洗涤用品的领军企业，旗下拥有雕牌、超能、纳爱斯等著名品牌，其2015年销售额超过190亿，位居世界第五。
宝洁公司总裁曾惊叹：水没有流到的地方，雕牌洗衣粉都卖进去了。巅峰时，雕牌洗衣粉的销量一度是跨国公司在华销售总和的5倍，宝洁、汉高等世界500强在华工厂都为纳爱斯贴牌生产。而纳爱斯的成功，得益于一个不认命的人，他就是庄启传。
01、疯狂的愿望
1968年，时值“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创建了纳爱斯的前身——浙江丽水五七化工厂(后更名为丽水化工厂)，只生产单一的产品——肥皂。
1971年，19岁的庄启传进入这家化工厂，那时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改变了这家6万元起家的小工厂。
庄启传的父母是老师，“文革”期间被打倒，他不到18岁就去当了知青。回城后，从车间工人到采购员、供应组副组长、组长，从供销科副科长、科长，再到经营副厂长。
1984年底，化工厂由于只生产单一的肥皂产品，且经营不善，在中国肥皂行业118家定点企业中排名倒数第二，濒临倒闭，工人只能上街卖肥皂。因前任厂长上调机关任职，历史就这样把庄启传推上了化工厂厂长的位置。
不认命的庄启传有了一个在外人看来几近疯狂的愿望：把厂子做大，做到全省乃至全国第一。
02、把肥皂做到了市场第一
为了寻求突破也为了生存下去，庄启传就为上海制皂厂做代工厂，在做代工厂的同时也不断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
然而，困难还是一波接一波。1989年，全国的煤炭资源紧张，没有煤炭就得停工，于是庄启传就让工人们用木柴代替煤炭，决不能停工，工人们累的满手都是血泡，坚持工作。庄启传说有困难要上，没有苦难更要上，我们就是不认命。
1991年，庄启传引进瑞士先进技术，开发出NICE(纳爱斯)香皂，售价只有进口香皂的一半，创出了化工厂第一块名牌。
1992年3月，庄启传与香港丽康公司合作成立“浙江纳爱斯日用化学有限公司”，纳爱斯将突破点锁定在洗衣皂上。
当时洗衣皂市场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另一方面，洗衣皂块大、粗糙、外观蜡黄、赤裸无包装，再加上味道实在不敢让人恭维，所以有一个俗名叫“臭肥皂”。
抓住这样的消费痛点后，通过技术攻关，将洗衣肥皂的去污能力提升了三到四倍。但庄启传认为，光靠质量还不行，他彻底颠覆传统，将中国人习惯的肥皂颜色从土黄改为蓝色，外面还加了个塑料套，这就是雕牌超能皂。
当时庄启传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只要读者买到报纸，并且将耐爱斯的优惠券剪下来去商店就能领到一块肥皂。
雕牌凭借自己的品质再加上全面的电视广告推广“肥皂，我一直用雕牌”以及线下的营销手段，很快就在全国的肥皂市场做到了市场第一。
03、世界日化产业第五
彼时，由于肥皂市场快速饱和，庄启传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洗衣粉行业。他将目光投向了被宝洁等外企巨头忽视的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市场，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往全国。从最初的“只需一点点”，到最后的“只买对的，不选贵的”，雕牌洗衣粉采取低价策略，售价一度低至每袋2元。
锦上添花的，是1999年央视播出的雕牌洗衣粉广告《懂事篇》，小女孩一声“妈妈，我能帮您干活了”，反映了当时下岗工人的真实生活，让无数国人为之动容。
低价外加感性广告，让雕牌洗衣粉只用一年时间，就做到了全国第一。到2002年，销量更是逾百万吨，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售总和的5倍!
竞争对手宝洁都佩服纳爱斯，说“你们的洗衣粉已经卖到了没有水的地方”。
于是，他们拿出空白合同，找纳爱斯谈资本合作，条件任由对方开，没想到却被庄启传婉拒了。在庄启传看来，这不过是外资的故伎重演，一旦让其招安得手，民族品牌就会在一夜之间“翻了烧饼”。
这引发了宝洁的“射雕行动”——汰渍洗衣粉价格一降再降，从原来每袋3元多降到1元多，从原来超市、卖场进入农贸市场，只要有雕牌的地方，汰渍就紧随其后。
对此，庄启传强势回应：“你有本事把我打死便罢，你打不死我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更强大。”庄启传通过研发天然皂粉、改革营销体系等举措，几个回合下来，雕牌的市场份额只下降了3.8个百分点，仍领先汰渍10个百分点之多，高居行业首位。
肥皂、洗衣粉都做到了市场第一的位置，庄启传又不满足了，他想继续进军具有更高的附加值的个人护理产品像，洗发水、沐浴露。他要像宝洁那样成为日化行业的国际巨头。
庄启传把第一个突破点放在了牙膏上。2003年，纳爱斯推出主打“营养”功效的牙膏，并以透明膏体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接着又在2006年推出伢牙乐，一举拿下儿童牙膏第一品牌;2015年新上市的健爽白牙膏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08年以后，随着洗衣液的崛起，纳爱斯及时跟进，推出超能洗衣液。
当然，庄启传知道，要追上行业霸主宝洁，光有这些还不够。洗发水、沐浴露等洗护用品才是宝洁的赚钱大户。但在这个领域庄启传并没能像前面几次一样迅速做到市场第一，既然自己做不好，那就开始收购。
于是他就是收购了知名品牌百年润发并加大广告推广，投入巨资。庄启传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洗发液领域也逐渐站稳脚跟。
此后，纳爱斯经过多年耕耘，逐渐在中高端市场上站稳脚跟，到2015年，其高附加值产品在产值中的占比已达67%。与此同时，公司的销售额也突破190亿，位居世界日化产业第五。
04、做一个更优的自己
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在不断推动着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纳爱斯花了47年成长到今天的规模，然而新的一年她就要翻番，1年跨越47年，想想就很刺激很给力。在整个中国经济不断探底的环境中，我们提出今年要再造一个纳爱斯，无人会想、无人敢想，不讲空前绝后[创业网:www.cYone.com.cn/]，但一定是个行业奇迹。很多人认为现在经济不好，企业很困难，大家都要保自己。其实正是这个时候品牌集中度最高，它能促进一部分很好的企业能够上来，转型升级。””庄启传在2016年1月31日股东大会上如是说。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一家仅生产洗涤用品的极其传统的制造企业已达这样的规模，还要在一年内再翻番，这不仅仅是企业实力的厚积薄发，还是纳爱斯的魄力和气场所在，更是企业领航人庄启传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必然取向。
此外，庄启传对自己的员工也很有信心：“天时、地利、人和，纳爱斯人已经犹如春秋战国赳赳的秦军一样，天天想建功立业，超强勇猛精进，为了理想而奋不顾身的事迹处处可见。如果这种力量都不能胜出，天下还有什么力量能够胜出呢?”
庄启传说，“纳爱斯最大的财富是一大批有市场理念、不断创新、敬业奉献的员工。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唯独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是金不换和不可强求与多得的。”
庄启传曾在给新员工培训会上作题为《做一个更优的自己》的讲话，提出要建立一个不“拼爹”企业，做一个更优的自己。也就是把企业发展同员工价值体现、职位升迁、财富积累的链条紧密结合起来。
一个企业，员工只要我努力，我奋斗，我拼搏，我的力使足了，做一个更优的自己，企业就能给员工相应的各种待遇，让他们在事业发展上有进步空间，让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他们有足够的物质待遇和做人尊严，让他们圆个人的梦。事实上，在企业做工的人深知，他们中多数是没有爹可以拼的。如果企业不“拼爹”也能让他们成功，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去做得更优。
所有在纳爱斯获得发展的人，都极度认同这两点，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认可这种文化，珍惜这个平台，为了企业的发展机遇全力以赴。
庄启传：健康第一,赚钱第二!
跟大家分享一下生病中从未有过的感觉和体验，我现在最羡慕的是健康，这是每个普通人最平常的东西，但对我来说胜过所有的奢侈品。当看到身边一拨拨健康的人群，总想我能如此，该多好啊!我的体会是，如何摆正赚钱(工作)与健康的关系，处境不同，因人而异。如果一个人不努力赚钱(工作)，那么连最基本的价值都无法体现，更谈不上担当社会责任。当人感觉到轻松时，往往是在走下坡路，感觉到负重有压力时，一定是在提升。走下坡路实属不该，但在提升自己时也应该有度，赚钱(工作)与健康发生矛盾时，要遵循规律，老老实实让渡于健康，不能怀侥幸心理，更不能去击穿底线。我有了一点教训就急于拿来跟大家分享，我不希望你们重蹈覆辙。所以，简单的新年祝福，我把“身体健康”放在前面，“工作进步”放在后面，只是针对忘我投入、奋力拼搏，不惜牺牲健康的人，不对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人，这种人我本身就鄙视。愿好人一生平安，愿纳爱斯兴旺发达、持续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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