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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5月相关部委出台试点范围后，商业健康险税优方案还在不断细化中。据悉，保监会最近向各健康险公司下达了一份《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医疗行为的影响度更是微乎其微，产品多元化和专业化不够发达，更多的健康需求并未通过更多的保障方式获得释放。既往我们对商业保险支付的患者均按照自费患者处理，也没有把出资方的利益和感受放在医疗行为中去平衡。商业保险机构也难以作为管理方之一进入医疗、健康管理过程。
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是“助力”医改，明确深化医改要政府和市场“两手并用”，要用改革的办法调动社会力量。商业保险可以为医改市场化提供更多元的买单方，为医疗机构改革匹配更多的保障。
所以，商业健康保险对医院的冲击不仅仅是一种费用支付方式的改变，更应该是一种新的医疗范式的重建。商业保险作为买方市场，本着为资本运作的负责态度，在商保定点选择中依据优胜劣汰原则，一定会使用最先进的管理工具，对所购买的服务进行监管，通过拒付、解约、诚信体系及黑名单制度，推动医疗机构不断自我革新，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严格进行医疗的同质化服务；通过更加科学的绩效考核方案，对医疗中的风险进行严格控制；通过更严厉的处罚，对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优胜劣汰；重塑优质医疗，保证商保客户获得与保额支出匹配的服务。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商业健康保险还能促进私立医院的发展。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自费病人选择到私立医院就诊,可以选择医生和住院时间,从而获得更快和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私立医院的发展,不仅有效缓解了公立医院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满足了部分群体的高端需求,而且实现了公立、私立医院并存互补、竞争合作的局面,为居民提供不同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另外，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在推动医师多点执业与分级诊疗上是否具有同样积极作用，也有业界人士表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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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商业健康险可少缴个税
三公司获销售资格 相关产品月底或上市
楚天金报讯 金报讯（记者曾里 通讯员李圆圆、周楚莉）以后买商业健康保险，就能少缴个人所得税，每人每月的应税扣除限额最高为200元。2月16日，保监会批复了泰康养老、阳光人寿、人保健康三家保险公司“个人税优健康险”的销售资格。据悉，如果产品审批顺利，这个月底，首批个人税优健康险或将上市销售。
购买健康险税前最高可抵扣2400元
去年8月20日，《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落地后一直备受关注。今年1月1日，包括北京、上海、武汉等在内的全国31个城市，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险政策试点正式启动。
办法规定，试点地区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按照2400元/年的限额标准在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可简单理解为，如保费年缴2400元，每月税前工资扣除200元，扣除后工资达不到3500元的纳税标准，就可以直接免交个税了。
据悉，申报“税优”的凭证只需要投保时保险公司开具的、载有产品名称及缴费金额等信息的发票和保单凭证，即为个人税前扣除凭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
除了能减税外，该健康险还有个亮点，保险公司不得因“既往病史”拒保，也就是说投保人可以“带病投保”，每人终身累计最多赔付可达100万元。
首批税优健康险或面向企业销售
买保险能抵扣个税，无疑能极大促进大众购买健康险的积极性，大家想知道这类健康保险到底能保什么？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家公司的个人税优健康险产品还在审批当中。从其中一家公司提交的产品设计来看，其税优健康险产品采取的是“医疗保险+万能账户+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报销的范围涵盖了住院医疗（及前后门诊）、慢性病门诊、特定门诊治疗。”
阳光人寿则表示，其产品设计在投保人享受个税减免的同时，还可享受更高保额设置，终身保额最高突破百万元；并延长了续保年龄，最长保障期限长达75周岁。
不过记者了解到，考虑到目前税优健康险处于试点期，各家公司首批产品上市后将先面向企业销售，未来会逐步放开个人购买。
中国从贫穷落后的起点开始粗犷式发展，三十多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举世瞩目。目前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和问题、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增长明显减缓，令人深思。未来发展趋势和取向更为世人关注。纵观过去，正对未来，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需要反思，需要前瞻。
一、从反思经济本义来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个人、群体、国家、世界，对于人类现在、未来，对于人类主体与客观世界，什么是经济、怎样才经济？反观以牺牲生态谋求经济增长、以牺牲劳动谋求资本增值、以牺牲他人福利谋求自身利益（如欺诈和非法牟利等市场失律行为、地方保护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以牺牲整体谋求局部发展、以牺牲长远利益谋求眼前利益、以牺牲后人利益谋求当代利益、以牺牲精神追求谋求物质享受的现象和问题，需要反思以有限资源最有效地改善全体民生、增进人类福祉之经济本义，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其主要衡量指标是GDP，许多经济质量、经济效益指标不在其中或易被忽视，如高耗低效、库存积压、产能过剩、生态恶化、分配不公、贫富差距、通货膨胀、经济风险等问题可能伴随GDP增长；经济发展是经济数量、经济质量（体现最优配置、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可持续增长）、社会经济效益（体现增进社会福祉）的全面增长。经济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检验政策正确和制度优化的标志，两者是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符合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才是经济的、科学的、持久的。从短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增加就业、满足各种利益需要；从中长期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绿色GDP、个人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现在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拐点，又适逢世界经济危机四伏，正是中国经济发展调整、蓄势、转换的有利时机，需要正确把握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推进经济技术革命，实现最优经济和经济的最优发展。
二、正确认识经济价值，合理发挥资源价值、劳动价值、虚拟价值的效用
土地、劳动、货币（及其范畴内的衍生品）是只能交易使用权而不能交易所有权的，因而都是特殊商品，都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基本着眼点和手段。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人的价值始终是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因素。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人的价值，但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人的价值仍然较低，西方社会经济中劳动价格较高。以人为本还是商品至上、资本至上，是经济学的价值观问题。我们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物本经济、资本经济、人本经济理论创新，在“经济价值＝商品价值+土地价值+劳动价值+资产价值”中，应重视环境资源对人类生存的永恒意义，保护环境，提高资源价格；合理利用土地价格的杠杆作用，摒弃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功能；提高劳动价值的比重，普遍增加个人收入；控制货币发行，抑制虚拟价值膨胀，有效利用资产的价值分配功能。
三、不断促进经济制度效率的提高
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是“自然经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Ⅱ）—资本经济（市场经济Ⅲ）—福利经济（市场经济Ⅳ）”的发展阶段，中国经历的是“自然经济—公有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特色的）市场经济—（可持续的）和谐经济”的发展阶段，二者对应阶段本质上是相区别的，但形式上却是殊途同归，这是经济效率要求下中国快速发展并加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和结果，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体制不断适应世界经济新发展新变化新挑战、不断促进经济自由以增强经济活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决策效率具有明显的优势，理论上也更能有效抑制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不良影响；但如果各类行政企事业管理部门机构臃肿、官多权大，就可能加大国民经济运行的负担、束缚和干扰，可能导致权力“寻租”、权力要素参与分配、形成利益集团、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各地追求产值和无序发展的行为短期化等现象。当今中国，需要下决心，致力推进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新的发展和突破，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自由和公平竞争，以高效廉洁的体制促进经济效率提高。
四、充分体现经济制度的公平
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一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矛盾体。二者如何结合、更好地促进经济，是经济学的原则问题。西方经济学率先以效率为取向，再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目前效率越来越显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公平为初衷，但迄今尚未解决好二者的矛盾，当代实践中为获得效率而影响公平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原因，形成城乡、区域、行业、以财富为标志的阶层之间、以职务为本位的公有体制内外、以权力为特征的势力群体（弱势群体、优势群体、利益集团）内外等六大社会利益差别，形成重资本轻劳动、重权力轻贡献、优投机轻实干、优富轻贫的利益机制。甚至出现工人、农民收入几千元、几万元，而一些国企、国资管理者“合规”收益却可高达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惊人悬殊，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绝找不到任何依据。显然这种悬殊不是提高效率的需要，反而会最终不利于效率、在深层次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这些不和谐因素不能支持经济持久繁荣和人民幸福，需要强化制度和机制的约束作用，制约各种过滥的权力。
五、改革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平均主义确实影响效率，差距过大最终也影响效率。提出收入倒U型曲线的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创造”与“破坏”改变着社会、经济结构，并影响着收入分配。中国目前打破平均主义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逐渐递减，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在消费层面的影响增加，基本消费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增长；收入差距过大必将影响公平、影响劳动者积极性、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收入分配基本形式上，应确保按基本需要、按劳动和要素的真实而合法的绩效和收益进行合理分配、调控差距；在市场分配方面，通货膨胀能够实现商品范畴的价值再分配，对低收入人口影响很大，需要通过行政分配把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红利高比例地用于物价补贴和基本生活保障；在行政分配方面，还要抑制工资外的过高收入，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税率，推行财产税、遗产税；重视地产、房产和股权等资产的分配功能日益增强而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进行地产、房产和股权的改革，强化农民土地上的权益保障和企业职工的股份权益保障，这种资产革命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选择，是推进分配制度和所有制改革的一项有利措施。通过对收入的初次和再次分配、对财富的存量和增量进行宏观和微观调节，体现公平、改善社会生态、构建和谐经济，加快跨越到收入库兹涅茨曲线右侧，才能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兼顾公平的同时又促进宏观效率、长远效率的提高。六、不断推进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
公有经济、私有经济和股份经济并存发展、竞争、合作、互利，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前提。目前主要问题是：公有经济不“公”，如管理部门争权夺利、管理者可自行提高个人收入；私有经济不“私”，如得到管理部门的特殊优扶就能经营顺畅、竞争致胜；股份经济不“股”，如股东权益受许多非规范因素侵害；国企改革尚需深化，国资管理及其配套的法制需要跟进，而且在国企（及国有银行）改制中，产权价值低估、员工下岗问题均未解决好。因此，一方面，国企改制不是走私有化或外资并购之路，而是由全流通上市公司（联合）收购；另一方面，应将改制带来的经济增长高效率、高收益，运用于保障和增进职工的生活和福利。
七、正确认识中国的现实需求和终久需求
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制度创新、科技革命、需求扩大（投资、消费、出口），外需萎缩、内需疲软严重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呈现商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资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态势，现实需求的选择和终久需求的明确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从资源消耗到环境污染的自然生态、从不尽公平到市场失律的社会生态，是经济起步阶段付出的两个代价，引发人们对现实需求和留给后代真正财富的思考。显然，中国现实并不需要GDP式的政绩、形象工程、无效的库存、带风险的资产、虚拟的财富；当前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改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既是当前生活消费的基本需求，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求，更是增进全民福祉的终久需求。因此，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这种现实需求和终久需求，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是初为中等收入国家加快跨越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右测的重要取向。如果说经济快速增长，难免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问题的发生，那么时至今日，应该注重比较现在经济增长利益与未来治理环境代价的得失。为此应及早着力抑制重复建设和高消耗高污染项目、防止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发生，及时有效进行资源和环境的治理。实际上，治理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也是经济低迷时期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新的增长点、新的主导产业的有益探索。在当前库存积压、消费疲软情况下，对于正在挤泡沫的房地产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和已经超前、边际效益下降、投资效率减少的交通、城市基础建设，需要有新的主导产业来替代。而加大投入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带动工、农、建、交、水利、旅游等各类相关行业发展的龙头，势必发挥扩大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作用，且又顺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顺应人民健康生活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或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八、正确制定当前的对外经济发展策略
目前存在五个困惑：第一，既担忧利用外资减少又担忧对外投资风险。目前中国总体上不存在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国内库存积压、消费疲软、投资效率递减，同时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资源价格相对低稳，因此，我们一方面没必要依然在政策上过于鼓励引进外资、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造成外资挤压国内资本空间、对国内企业发展形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外汇储备多的优势，继续不断加大对外投资。
第二，既担忧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又担忧大量流出。违规跨境资金应坚决抑制，符合现行法规制度的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对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是有利的，关键是要通过积极完善法规制度加强跨境资金、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监管和调控；当经济增长持续已久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外汇储备过大时，跨境资金合规流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有利。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快、投资潜力大的国家，甚至需要适当增加跨境资金投资的成本和降低其回报预期、逐渐降低和取消各地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当然随着人民币升值压缩出口利润、劳动工资上涨提高生产经营成本，中国也需要适时应对外资大量集中流出的可能。
第三，既担忧顺差太大又担忧出现逆差。要注意这样的逻辑，即中国为了扩大就业而大量低价微利出口，美国尽情消费而大量印钞进口，结果中国形成超额的外汇储备，然后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引进的外资获得多重超额利润。现在是改变出口越多越好、顺差越多越好、引进外资越多越好等旧观念的时候了。在世界经济低迷、外需萎缩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现实下，对出口也不能期望值太高、依赖过多。
第四，既担忧过多外汇储备风险大又担忧危机时刻不够应付。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国多年经济增长积累的成果，更是我们未来赖以竞争、发展之重要资本。但这些代价较高的顺差转换成的外汇储备作为沉淀的资金大量融资给他国，我们只获得较低的利息收益；人民币汇率升值又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承受了不小的价值损失，目前仍然是风险所在。因此，目前减少超额储备，即使暂时出现一定的国际收支逆差也不必过虑，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有待阶段性逆差的出现来促成。
第五，既担忧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担忧贬值。实际上，汇率向合理水平变化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汇率合理水平的评估标准及其变动机制可能具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当汇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任何国家都会实施一定的宏观调控。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国际上非经济性因素并导致市场投机性资金增高的收益预期，唱空中国的势头如果占居上风或许也会出现贬值的预期。只要我们保持经济稳定、国际收支相对平衡、国内物价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适时调整跨境资金收益预期，就能逐渐促使汇率基本稳定在合适水平。
总之，我们要在困惑中把握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实施由扩大出口为主转向进口经济物资为主的中短期政策，实施由引进外资为主转向对外投资为主的长期政策。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而资源价格低稳情况下加大外汇储备运用，积极储备经济资源和战略物资；对重要物资的出口，可运用外汇储备替代这种出口收汇；国内好的投资项目招商引资，可运用外汇储备替代这类外资流入。
九、积极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换
现代经济不是单个地区、单个企业竞相发展、全面开花上项目、铺天盖地搞建筑，而是体现跨代际、跨区域、跨行业的组织，不能只重产值效应，而要体现技术的进步，体现技术、结构、规模效益，体现公平和人文关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外汇储备扩大到相当大的规模，往往会呈现消费倾向提升、贸易进口增加、对外投资扩大的趋势；每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后，往往伴随着一场深度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换、技术革命。中国长期以出口加工、房地产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而形成总量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过度投资和库存积压，而第三产业、农业发展相对不足，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模式需要与时俱进，以治理生态、对外投资、消费拉动、科技推动为主导的注重福利注重循环型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以粗犷发展、依赖外资、出口拉动、投资推动为主导的注重就业注重产值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口就业、财富增长向人口稀少的落后地区、向农村、向第三产业、向民营企业、向国外战略性转移。第一，实行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由“GDP+环境污染、库存积压、房地产业”，转向“GDP+优化生态、科技研发、福利工程”。着力投入一些大型战略性工程如治沙治水、南水北调、环境保护、航空和海洋开发及绿色经济发展，以生态经济和科技研发取代具有较大价值泡沫的房地产业的龙头地位。
第二，实行科技兴国战略。科技进步是提高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的革命性因素，是不断促进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换、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我们宁愿多投入科技开发，也不要搞重复建设、“三高”项目、“拍脑袋”项目、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超前建设、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和铺张浪费。科技创新实际有三个关键，即科研开发和运用的动力机制及其风险的社会承接，财政、信贷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人才价值的实现和社会认可，这均需政策和法规的支持。
第三，实施对外投资战略。对外投资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壮大后的必然趋势，是未来国民收入的新的增长点，应充分发挥外汇储备多的优势，继续不断加大对外投资，以投资带动劳务和富余的资源到国外发展，弥补GDP增长趋缓而又有利于减少国内污染。由此形成的新的国际收支态势顺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不断促进本国内外经济结构均衡和优化，使国际收支趋于新的平衡、促成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其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第四，实施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是当前的重要难题。除了提高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来促进普遍的基本消费外，关键是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收入预期，才能促进居民基本需求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现实消费的增长。现在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少人干，如治理污染、造田育林、播种荒地、治沙引水等自然环境的优化，打假打黑治腐败、打击偷税漏税、整治市场秩序等社会环境的优化，农村科技、教育、卫生，社会救济、老龄化社会服务等事业的发展，有大量工作需要很多人来完成，各级财政应给予积极支持、引导。要继续健全和发展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适应老龄化社会的服务医疗体系，建立和完善城市求业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住房、医疗、培训、子女教育等服务保障体系；确保农民的土地享有权益和确保职工的企业股份权益，以土地使用权和职工股份权等资产权的长期收益保障民生；尽快改变农业经济落后、农村需求低下的现状，要上升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层面，要推动企业下乡进行供、产、运、销、研、培联营，促进资金、人才、科技转向农村；抑制房价，促进各种生活消费。
十、合理确定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和手段
一般来说，经济在波峰和波谷更需要行政手段，通常状态下多适用市场调节，经济的周期过程需要这两种调节方式交替运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虚拟化和政治化加剧通货膨胀、贸易摩擦、经济动荡、危机风险，尤其是世界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滞胀风险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长期发展的隐患。防危机、抑通胀、反周期、稳增长是中国长期的宏观调控原则和任务。稳定的经济增长（6%～8％）、温和的物价上涨（2%～5％）、普遍的收入增长（10%～15％）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可作为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目标。金融调控方面，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但在资源缺乏、生态恶化同时企业库存积压、内外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反思过度利用金融产生的负面效应；特别是注意现代经济金融危机无不与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制度有关。虽然相对西方高度发达的金融来说中国仍有一定差距，但在进一步的金融发展和深化过程中，也须注意与资源动员、社会总供求和市场机制规范状况相适应。中国目前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反映了经济结构问题和银行不良资产风险问题，多年大量累积的信贷投放尤其是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投入，造成泡沫经济膨胀和实体经济萎靡并存的格局。因此不宜实行凯恩斯主义货币扩张政策。目前存在既担忧通货膨胀又担忧通缩的困惑，实际上，目前价格水平总体相对较低、要素价格不尽合理，不断向国际市场接轨是必然趋势，可控的适度通货膨胀作为着眼于薄弱领域投入、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调整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其实是可行的，只要使个人收入与物价上涨挂钩就不会对平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财政调控方面，在经济低迷时期可实行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包括低税率政策和适当的赤字政策；同时，通过体制改革，减少行政支出、公款消费和集团购买力，加大社会保障、个人基本消费方面的支出；逐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生态治理和科技创新投入；尽快推行财产税、遗产税、环境保护税等，实行对高收入的垄断性行业、高收入者特别税及对奢侈品的特别消费税；加大非法收入查处、提高罚没款。
【参考文献】
[1] 冯雨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J]．经济研究导刊，2011（36）.
[2] 张璇、宋经纬：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障碍及对策[J]．金融与经济，2011（9）.
[3] 朱承亮、岳宏志、师萍：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5）.
（责任编辑：胡婉君）
公司使用员工车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给职工发放车补，另一种是员工和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公司租用员工车辆并支付租赁费用，两种方式对员工的税务影响不同。
公司与员工签订租赁合同的，支付给员工的租金等费用，员工向税务机关代开发票是按“财产租赁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没有签订租赁合同而支付给员工的所得，员工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案例：
甲乙都是某公司的员工，都将自家车交由公司使用，车辆租金每月均为3000元，乙与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而甲没有。则所缴个人所得税就有差别。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得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245号）第一条规定，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而以现金、报销等形式向职工个人支付的收入，均应视为个人取得公务用车补贴收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若甲和乙扣除“三险一金”后的工资均是4500元，车辆租金均为3000元。那么，甲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款为（4500＋3000－3500）×10%－105＝295（元）。
而乙由于签订了租赁合同，其取得的收入属于财产租赁所得，应按照财产租赁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假设其财产租赁所得还要缴纳综合税率5.5%的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则乙应缴纳各项税款为（4500－3500）×3%＋3000×5.5%＋（3000－3000×5.5%－800）×20%＝602（元），两种方式应缴个人所得税相差307元（602－295）。因此，租用方式不同，个人税负就有差别。
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得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6〕2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
近来，一些地区要求明确个人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得各种形式的补贴收入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据了解，近年来，部分单位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对用车人给予各种形式的补偿：直接以现金形式发放，在限额内据实报销用车支出，单位反租职工个人的车辆支付车辆租赁费（“私车公用”），单位向用车人支付车辆使用过程中的有关费用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的有关规定，现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各种形式的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明确如下：
一、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而以现金、报销等形式向职工个人支付的收入，均应视为个人取得公务用车补贴收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具体计征方法，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58号）第二条“关于个人取得公务交通、通讯补贴收入征税问题”的有关规定执行。
Money理财
INSURANCE保险
税优健康险首单面世 究竟能省多少钱
作为唯一一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保险产品，
税优健康险兼具税收减免和保障功能。
本刊见习记者 吴 辉
初春，首批税优健康险产品面世。继保监会正式公布首批获准销售的税优健康险产品后，批获的3家保险机构人保健康、阳光保险、泰康养老争先恐后卖出首张保单，保险消费实施税收优惠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3月4日上午9时，中国税优健康险政策试点实施后的阳光人寿第一张保单在重庆分公司签单成功。记者从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获悉，截至当天9点05分，仅仅在获得税优健康系统销售权限的5分钟内，就销售了5单税优健康险。其中，阳光人寿销售3单、人保健康销售1单、泰康养老销售1单，阳光人寿占据了六成。
阳光人寿副总裁龚贻生向记者介绍，为确保保单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税优健康险特别设置了“一人一单一码”的税优识别码。来自重庆皓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户拿到的保单上税优识别码为201600010000000251，这标志着税优健康险的“阳光第一单”签出，税优健康险的红利政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客户黄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购买税优健康险可以免税，而且没有起付线，社保内外都可以报销，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衔接和补充，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用于补偿被保险人经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大额医疗保险及商业型补充医疗保险补偿后剩余的自负医疗费用。
作为唯一一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保险产品，兼具税收减免和保障功能。
对于纳税人或普通消费者来说，最为关心的想必是这个“新生”健康险能节省多少钱，而在保障方面具体又会侧重哪方面。
以前大家购买商业健康险用的是税后收入，而面世的税优健康险，投保费用将在税前列支，即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方式，少缴纳部分个税。
按照监管层相关文件规定，投保人可以享受每年2400元（每月200元）予以税前扣除的福利，相当于每个月的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了3700元。
除此之外，税优健康险不得因被保险人既往病史等原因拒保，并保证续保，可以说是针对纳税人的国家政策福利。据悉，凡年满16周岁，投保时正参加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且连续缴税满一年的人群，符合投保要求。
按照“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险企不得因被保险人既往病史拒保，并保证续保至被保险人法定退休年龄。如果投保时已经参加补充医疗保险，被保险人需要提供已参加补充医疗保险的证明及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险责任明细。
为何税优健康险畅销？可以带病投保
税优健康险，全称为个人税收优惠型商业健康险，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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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r. 2016
保险INSURANCE
税优健康险虽能解决重大疾病的一定治疗费用，但不能替代重大疾病保险的收入保障功能。因为重大疾病保险是给付型的，确诊重大疾病即给保险金额，不管是否住院和是否治病。
税前1万元收入，每年可省240元
我们简单测算下，假设郑州某市民税前月薪1万元，“五险一金”加起来大概需扣除月薪的20%即2000元，假设年缴税优健康险保费为2400元。按照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及计算方法，即“个税=应交税额×税率-速算扣除数”，可知：投保税优健康险前，个人需要交纳的个税为（10000-2000-3500）×10%-105=345元；投保之后，其需交纳的个税为（10000-2000-3500-200）×10%-105=325元。每月可以优惠345-325=20元，每年20×12=240元。
对于税前月入1万元的白领来说，扣除“五险一金”后，每年可以享受240元的优惠额度，这也意味着投保税优健康险变相便宜了10%，实际只需要花2160元。
若是月薪2万元甚至更多，则可以节省的额度也越多。消费者对照表1，便可知道自己投保税优健康险后，可以节省多少钱。
以及泰康养老的“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A款（万能型）”和“康乐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B款（万能型）”。
纵观产品名称得知，个人税优健康险产品主要采取万能险方式，包括医疗保险和个人账户两项责任。据悉在保障方面，税优健康险提供住院医疗费、住院前后门诊医疗费、6种特定疾病门诊（如恶性肿瘤放射治疗、血液透析等）、3种常见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门诊费报销。理赔时没有起付线，报销比例高。
而且医疗保险的年保险金额不得低于20万元，累计保障额度不少于80万元，每年医疗保险简单赔付率不得低于80%。如果低于80%，差额部分返还到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
社保有力补充，不能代替大病险
长江证券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分析认为，健康险税优对于消费者的意义在于保费折扣，市场空间初期在300亿至500亿元，成熟市场在千亿元左右。当前的税优支出上限基本可以覆盖医疗报销、意外和重疾险种支出。
事实上，税优健康险产品是社保的有力补充，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有点类似大病险。从保险公司的角度而言，基本会遵循“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税优健康险虽能解决重大疾病的一定治疗费用，但不能替代重大疾病保险的收入保障功能。因为重大疾病保险是给付型的，确诊重大疾病即给保险金额，不管是否住院和是否治病。税优健康险是报销型的，住院医疗费用、特定门诊治疗费用等都需要据实报销。试想重大疾病后，两年不上班养病治病，税优健康险虽可以解决一定比例的住院医疗费用，但是某些特定药物的使用、公司不发钱导致收入没有来源，这些只能靠重大疾病保险解决。
表1：不同收入，投保税优健康险的最大年节省额
应税收入（元）
0~15001500~45004500~90009000~3500035000~5500055000~8000080000以上
税率
3%10%20%25%30%35%45%
投保税优健康险后年省
72元240元480元600元720元840元1080元
对应的折扣
97折9折8折75折7折65折55折
万能险形式，兼具保障和投资
记者在保监会网站看到，获得批复的这6款产品分别是人保健康的“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A款”和“爱健康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万能型）A款”，阳光人寿的“岁康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A 款（万能型）”和“岁康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D款（万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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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内容为税优健康产品条款、承保规则、保全规则概要，仅供了解产品基本形态及相关规则，最终以正式产品条款、承保及保全规则为准，特此说明。
商业健康险大变革：将制定税优政策 鼓励投资医疗机构 2012年06月25日09:53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叶琪健康税优政策
本报记者 叶琪 北京报道
随着新医改的进一步推进，商业健康险有望迎来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健康税优政策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积极服务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日，保监会在《关于贯彻落实〈“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中要求保险业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医改“十二五”规划》。
对于未来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具体政策，保监会表示，将制定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而对各保险公司，《通知》则提出探索“兴办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的可行性和有效途径，延长健康保险产业链”等要求。
“据我所知，今年商业健康险方面还会有一些大动作。”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朱铭来对记者透露。
税收优惠
商业健康险一直受困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处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50个城市的保险需求调查显示，居民对健康保险的预期需求高达77%，在人身险各类业务中居第一位。
这一巨大的需求空间并没有令经营商业健康险的各保险公司切实地分享到这一块市场大蛋糕。据保监会统计，2011年共有近百家保险公司经营健康险业务，总保费收入为691.7亿元，同口径比2008年增长了39.4%，但仅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12%。据悉，在一个成熟的保险市场，健康险业务在人身险市场的占比一般为30%左右。
不过，对于老龄化和新医改背景下健康险市场的商机，各家公司也决不轻言放弃。“2012年寿险公司均将健康险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一位申银万国分析师透露，“以中国人寿为例，5月份推出新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天时间即实现8亿元左右保费收入。” 一位寿险公司产品研发部副总对记者坦言，虽然大家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医疗费用对自己造成的经济负担，但多数人还没有形成多层次保障的观念，而要使这种需求转变成实际的消费，除了观念的引导，还需要在行业市场化道路上迎来更多的配套制度。
保监会在《通知》中表示，将制定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积极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长期护理保险、特殊大病保险等险种，满足多样化健康需求；
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积极探索利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
其中，税收优惠政策被业内普遍认为将是拉动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一辆大“马车”。“一般来说，提高税收补贴力度会增加健康保险的覆盖率。”朱铭来介绍，当前各国政府大多采用税收扶持政策来鼓励和刺激健康保险的需求和购买，其中美国由于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广而成为税收优惠政策力度最大的国家。“是实现基本医疗保险100%全覆盖的成本高，还是对商业健康保险采取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高？”
不过，对于业内目前期待很高的个税递延养老保险试点，一直以来因为一些地区财政吃紧、税源紧张而被认为在短期内很难大范围推广，那么商业健康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会因此搁浅吗？
对此，朱铭来认为，“同个税递延养老保险相比，财政、税务部门对商业健康险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资金成本更小，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虽有，但不会像养老险那么大。” 构建产业链
商业健康险经营的难度之大，一直是业界公认的，专业健康险公司至今普遍亏损即是有力证明。
“商业健康保险赔付率较高，盈利情况欠佳，主要原因就在于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利益对立。”上述申银万国分析师认为。
作为健康险业务涉及到的第三方，医院处于强势地位。据了解，我国现行医疗费用的支付采用先治疗、后报销的形式，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多数医疗机构会采用一些手段使医疗费用大幅提高。
在朱铭来看来，之所以健康险产品属于薄利产品，经营风险很高，正是因为来自医疗机构不可控制的费用风险，这一现状令其风险评估和管理更为复杂。
监管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早在几年前就提出鼓励保险公司兴办医疗机构。 据记者了解，有的公司已经在该领域展开具体行动，如目前中国平安不仅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了深圳龙岗中医院，还通过旗下平安信托入股了慈铭体检，并且与中山大学合资成立了广州宜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旨在打造华南地区最高端的体检及诊断中心。
而此次《通知》再次明确提出，各保险公司要加快健康保险业务创新，积极发展重特大疾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满足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积极稳妥推进医保经办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健康保险信息系统建设，认真开展数据积累和分析工作，提升健康保险风险管控能力；探索保险公司兴办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的可行性和有效途径，延长健康保险产业链。
“根据国际经验，医疗保障不只是保险公司自己经营，医疗风险最终的管控在医院，所以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紧密合作的战略关系要迅速建立起来。无论产品开发的初衷有多好，如果没有有效合理的风险管控，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很难上去。”朱铭来认为对商业保险公司放开医疗机构投资绝对是个利好。
中国保险报/2014年/8月/13日/第005版
健康
德国和美国商业健康险的税优模式
冯鹏程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下的税优政策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一般通过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缴费形成医保基金，为参保人提供医疗保障和服务。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健康税优政策
德国《社会保险法典》确立了以“法定医保为主，私人医保为辅”的医保体系。2009年开始，所有人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对于经济困难人群，由政府资助参保。参保人员的配偶及子女不需缴纳保险费，也享受医疗待遇。目前法定医疗保险覆盖人口约90%。高收入人群（2014年标准为53550欧元）、公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可以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约占人口的10%。商业健康保险保障程度高于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在就医时享受更好的待遇，如可以要求专家诊疗、指定手术医师、住院时享受单间病房等。
2012年，德国共有896万人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2300多万人购买了附加健康保险作为法定健康保险的补充，保费收入约346亿欧元（1欧元约8.6人民币元），占德国总保费收入的19.6% 。按照法律规定，健康险必须与寿险、财险分业经营。共有48家商业健康保险公司（25 家为股份制保险公司，23 家为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在德国市场上，健康险产品主要可以分为全面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附加险以及特殊险种四大类。2012年，全面健康保险保费收入258.6亿欧元，占健康险总保费的72.6%。
在德国，企业为雇员支付的法定健康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以及强制的长期护理保险作为雇员收入的一部分，被看做是公司的经营费用，无须缴税。其免税额度为法定健康保险以及法定长期护理保险的义务的上限。雇员/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超过法定健康保险的部分在一定额度内享受免税政策（额度为雇员1900欧元，个人2800欧元）。
美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下的税优政策
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也不例外。美国只对老年人、残疾人、穷人、军人等提供公共保险计划，其他人的医疗保障由市场解决。2012年，美国63.9%的人口参加了商业健康保险。政府提供的保障计划覆盖人口的32.6%，其中，针对老人的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占15.7%、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占16.4%、军人保险占4.4%。另有15.4%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1.团体健康险的税优政策
1942 年，美国《战时稳定法案》规定：在战时物价和工资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允许企业通过提供健康保障福利项目来留住和吸引员工。1943 年《行政税收法庭规则》特别声明，企业向保险公司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保费不用纳税，从而强化了商业健康保险和就业之间的联系。1954 年,美国《税收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团体健康保险税优政策，企业为员工缴纳的保费可作为费用税前列支。员工个人承担的保费也实行税前列支，由企业代扣代缴。企业和员工的税优都没有额度限制。健康险税优政策撬动了美国团体健康险业务的发展，1952年，美国只有63%员工享受健康保险保障，而在《税收法》实施三年后的1957年，拥有健康保险保障的美国员工比例提高至76%。
2.高自付额的团体健康保险配套的税优政策
2004年，美国开展健康储蓄账户和高自付额的保险计划，计划参加者必须投保一项符合规定的高自付额保险计划，满足免赔额限制（2014年个人免赔额不低于1250美元，家庭累计免赔额
不低于2500美元）。同时，对年度最高医疗费用负担设定上限（2014年个人负担金额不超过6350美元，家庭负担金额不超过12700美元）。超过费用部分，由保险公司100%赔付。
健康储蓄账户资金只能用于参加者及家庭成员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包含免赔额、共同支付费用及政策允许的医疗支出（如牙科、眼科、护理和医疗机构治疗的自付费用；药品费用；眼镜；助听器；就诊而产生的路途费用等，但不包括健康保险保费）,若用于其他用途，需要补缴税款和20%的罚款。当年未使用的金额可滚存至以后使用。健康储蓄账户的结余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基金、股票、债券等渠道，投资收益也享受税优政策。健康储蓄账户所有者年满65岁或之前残疾，可将未使用完的资金（含投资收益）取出。
3.自由职业者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税优政策
1986 年，《税收改革法案》规定，对自由职业者购买健康保险保费的25%实行税前列支。之后，该比例不断提高，2007 年之后，自由职业者为自己及家人（包括配偶和27岁以下的子女）购买健康保险和符合要求的长期护理保险缴纳的保费均可免税，但以税前收入为最高限额。如果自由职业者加入了团体健康保险（比如，该计划由自由职业者配偶所在的企业提供），那么就不能享受保费的免税优惠。
4.个人商业健康保险的税优政策
对于个人自己购买的健康保险保费，当年度保费支出加上其他医疗费用支出（包括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牙医和其他医师提供的诊断、治疗、疾病预防、肢体功能恢复等费用；就诊过程产生的路费；符合条件的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符合条件的长期护理保险保费），超过个人调整后总收入的7.5%的金额，个人每年纳税时，可将这部分金额税前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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