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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燃烧
辞去乌纱，下海经商，跨行业成就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泰康保险集团两家企业，陈东升之所以被认为是“92派”代表人物，原因并非他企业做得够大。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初具样貌时，“92派”如同试水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充当主要动力之一，参与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高增长。生于大时代，出身官员，这一代企业家更频繁地表现出对“世界”“中华民族”“家国情怀”这一类概念的好感。区别于“84派”的草莽气息，因时局与出身不同，时空又赋予“92派”以专业气质。在陈东升身上，这一特质尤为凸显。
陈东升曾就读于武汉大学，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他看得清宏观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能描述和定义微观形态，进而指导行为。经过思考、判断和准确预测，有意识地开创行业，拓展所需空间，谋求与时代共荣，这让陈东升商业上的成功实践颇具历史标本意义。
陈东升是兼具浪漫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气质的企业家，他视此为石之坚丹之赤，全因不变不褪才得以行之愈远。
陈东升1993年创立嘉德拍卖，1996年，他又创立泰康人寿，如今，他是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
泰康大厦是陈东升的一方天地，在这里采访，要“打开”主人公会多一些难度，周遭环境会无意间增加其气场。陈东升本人并没有入侵性，他只像块巨大石英石，坚硬且不可撼动。
陈东升阐述观点逻辑严密，冷静且节制，因此，他更相信自己的表达，并不主动留给记者提问的气口，这是他的习惯。“我还是按照我的思路来谈吧。”如果记者试图扭转谈话方向，他会这样说。
无法触及对方柔软的部分，一定算不得成功的采访。好在，陈东升心里有团火，他会主动升温。
从奋斗
创业，到过程中的价值选择，从儿时经历，求学，到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理想”一词贯穿桩桩件件。随话题和回忆不断深入，临近结尾时，陈东升心里那团理想之火终于升温到临界点，将这块磐石烧红。他挺直脊背，高举右臂，动情仰头，朗声唱起《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片段。
“革命的理想，高于天……”。
陈东升流露的这一瞬感性是采访中少有的可乘之机，但他美声唱腔的强烈仪式感、朝圣般的姿态、被眼睑托住不肯流下的泪水，以及那句被唱得至高无上的歌词，如一道高温屏障，又把一切可能性挡住。不容侵入，不容绕开，更不容消解。
“我每唱这首歌，内心都有无限力量。”唱罢，陈东升感慨，“这么简单一句歌词，是这样崇高。”
陈东升今年60岁，生活和阅历让他坚硬厚重，但提到理想，他仍炙热浓烈，一如少年。
陈东升崇拜有风范的大家。他对民国以来中国经济学流派的发展和名家轶事颇为了解。图为陈东升博士毕业与老师董辅礽合影。
寻一方精神乡土
1983年，陈东升临近大学毕业，他搭乘长途汽车返回家乡湖北天门，找到一位老石匠拜师学艺。雄心满怀的陈东升再回武汉大学时，携斧凿攀登珞珈山，将心中那枚寄寓千里之行的“始”字凿上一块大石。
“百年名校，近40万学子，到今天只有一个人在山上神经病似地刻了这么大一个字。”
陈东升不甘平庸，他说，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改造命运、改造社会。这种强烈的愿力在陈东升心中已积压日久。
陈东升的父母出身贫苦。父亲9岁至孤，因放丢了牛，16岁跑去参加新四军，入列李先念部队第五师，后转业到湖北天门。母亲6岁被卖到镇上做童养媳，解放后与陈东升父亲成家。
“张瑞敏跟我聊，说农家讲究‘同心圆’。我家不是土生土长，没亲戚，没祖坟。”在天门没有根脉，陈东升总觉得自己是个移民。
历史赋予湖北天门文明积淀，但对于热血翻涌的青年陈东升来说，这方小城还缺少一些横空出世的勇气和扭力，他不属于这里。
一面是漂泊感，另一面是匮乏感，二者同样强烈，他不甘心。“所以一定要抗争，一定要奋斗。”
知识，成了陈东升改变命运的最佳工具，他没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通过知识谋求舒展和上升的机会。
母亲单位有很多报纸，《参考消息》《光明日报》《文汇报》都是陈东升不肯错过的课外读物。他至今尤能想起1972年刊于《参考消息》上的一则新闻，内容关于可携带式电话的重大发明。
“就在第四版上，占三分之一栏。因为要利用超短波进行通信，所以需要100公里建一个基站，对于当时来说，成本太高。那时我上初中，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我还在读那份报纸，我甚至可以找出来哪段文字写了什么。”
对于年轻人，小城的标签往往代表封闭。课本和报纸满足不了陈东升，他希望对世界有所认知，最好能深入一些。
高中一年级时，陈东升开始读《马克思传》。他从未走出县城，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社会学基础，《马克思传》是不可理解的。他把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半年后，他把这本书消化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基础。
马克思有句话激励过田溯宁，也激励了一代人，陈东升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小路可走，只有那些在崎岖道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用“成功”替换“科学”二字，这番道理对陈东升同样适用。
高中毕业后，陈东升被“上山下乡”，通过父亲介绍，到县里微生物研究所做技术工人，与棉铃虫打交道。当时，上大学是陈东升的最大目标。去研究所前，他问过是否有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得到肯定回答后，才肯前往。
陈东升喜欢自然科学，跟科技有关的信息他都格外关心，甚至自己组装过短波收音机。研究所里有图书室、实验室，如同培养皿，让陈东升的激情不至消磨。那四年中，他自学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微生物学。
很快，命运给了陈东升第一个重要转折点。1977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陈东升报考吉林大学考古系，被预录，也参加了体检。随后，时局又当头一棍，警告陈东升，命运不归他主宰。
当时微生物研究所有二三十人，半数大学生，有些来自北京高校，常与北京有往来信件，那些信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远在首都的时政消息。年轻人厌倦了无边无际的左，常常私下议论政局，陈东升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他发表过反动言论，称“华国锋是碰运气当上了国家主席的”，已从天边走到眼前的大学校门，就此对他关上。
1979年，中国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巨大国运变局中，陈东升预感到国家经济建设将成为潮流，虽然意识朦胧，但他捕捉准确，报考了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这一次，他被成功录取。
陈东升读中学时便知晓武大的名气，神往武大校园之美。隔壁邻居有位老先生，家中也有人在武大读过书，老先生对武大的记忆停留在上世纪30年代。“他说武大两个人一个房间，每天有豆浆，还有油条。”
在湖北天门，陈东升不知道自己是谁，在武汉大学，陈东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是区别于地理上的，精神层面的一方乡土。武汉大学是其改造人生和命运的起点，让他不再有漂泊感。
“她改造了我的人生，为我打下在人生道路中成功的基础。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同学是我最好的老师，学校就是我的家。”
大学毕业时，陈东升登山刻字于石，这块石头如陈东升的化身，从那之后，便扎根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
雕刻珞珈山之石
武汉大学历史久远，最早或可追溯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创立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即便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算起，至今也有百年承传。民国时，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称五大名校，大家辈出。武大经济系最早的系主任为杨端六，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等课，解放后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研究。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也任教于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陈东升的老师董辅礽便是张培刚的学生。
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为王世杰，留学归国曾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并与胡适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后从政。王世杰之后，武大最声名赫赫的一任校长是刘道玉，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人，至今被武大学子视为武大的精神力量。
1981年，刘道玉任职武大校长，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的校风。他性情刚直，不惧阻力，鼎力推进高校教育方法和制度改革，为武大引入西方办学经验，包括开设选修课、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等，使得武大领一时风气之先，名气之盛，风头无两，为当时全国高校师生所神往，甚至有北大学生和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转校到武大。
刘道玉到武大时，陈东升升入大三。他一向兴趣广泛，大学时得以到哲学系选课，成为刘道玉在武大推行改革的直接受益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西方种种思潮和流派传入中国，当时，有吴纪先任武大经济系主任，有美苏名校学成归来的谭崇台、刘涤源、李崇准、傅殷才等人执教，思想多元且活跃。
“这些老先生向国内介绍西方经济学，迅速成为各自研究领域和流派中的权威。刘涤源讲凯恩斯主义，我认为是中国讲得最好的人之一;傅殷才讲制度经济学，在国内影响也是很大;谭崇台影响更大，他是哈佛回来的，讲发展经济学，无论是介绍和研究，在中国都是最权威的。”
陈东升中学时便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感兴趣，上大学后，越发看重学术，在校学习之余，一到周末，别人出去游玩，他则跑去著名教授家中求教。大学期间，武大名教授的家门被他敲了个遍。
“教授们都是大学者的派头，在书房，学生一去，他就滔滔不绝，讲他的留学经历，讲他的学术研究，讲他的观点，讲他读书，讲他跟世界名人的交流。”
武大四年，陈东升在西方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等方面得到了扎实的理论训练。在他看来，读大学要完成三件事，学知识是本分，此外，还要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最重要的则是人文精神。后者可以让前两者升华。陈东升说，在那些先生身上，他得到了人文精神的熏染。
武大学生活动和社团很多。一次演讲比赛，陈东升以《贝尔的后工业时代》为题，获得二等奖。在当时，中国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还没有实质性动作，甚至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还未被正式命名，研究讨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预测的发达国家未来发展已属超前之举。
陈东升参加了一个名为“多学科讨论会”的学生组织，成员来自哲学、数学、物理、经济等系，他后来当过副主席。他也自己组建了学习小组“蟾蜍社”，寓意对月宫的大胆向往。此外，他还与五六学友共同创立“逍遥学派”，更大胆的名字藏在心里，名为“珞珈学派”。
武汉大学拥珞珈、抱东湖，陈东升喜欢到山顶一览武大全景，也喜欢到湖边细看东湖白浪。忆起武大求学时光，他很动情。“可能我有夸大，我觉得那时候就像在哈佛、耶鲁或者在芝大上学，是那样一种学术氛围。”
毕业时，与陈东升同年分配到北京的武大学子不到200人。一天傍晚，天蒙蒙灰，武大行政楼下，陈东升与这些同学各自拉个小凳子，围在一起，听校长刘道玉为他们送别。
“分到别的地方，他不开会，专门为我们分到北京的人开会。他说，你们分到北京，分到中央去，未来如果有能成功做到大官的，都是从你们这些人中间出来的。这事我一辈子都记得。”
一个艳阳天，陈东升与“多学科讨论会”的几个好友相聚登山。彼此学有所成，即将奔赴各地“指点江山”，各个踌躇满志。“站在山顶，我们都放空。志向很大。”
砂石入海
走向社会后，陈东升很快体会到了失落感，他每每想起那次山顶目高志远的放空，便越发觉得自己渺小。相比于社会的巨大，他说自己像一把沙子放进大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提醒陈东升，他必须继续奋斗。1992年，国家体改委印发《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即“两个文件”，陈东升随之创立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下标本一样的嘉德拍卖行。三年后，他于1996年创立泰康人寿。
商业上的成功，常常让人提及陈东升是走出体制的官员，却总是忽略了他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时的知识分子身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的几年，也是陈东升在武大积淀的集中爆发期，那几年中，可以窥见陈东升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的价值选择。这一切既与武汉大学赋予他的精神滋养紧密相关，又与他日后得以成为“92派”代表人物形成因果。
1984年，中国理论界有三件大事。一件是莫干山经济研讨会召开，一件是上海中西文化比较会成立，还有一件，是《青年论坛》创刊。
莫干山经济研讨会标志着理论界中青年群体的崛起，北京经济学界很活跃，以田源、卢健为代表的武大毕业生是其中一支，陈东升来北京后，很快也成为其中一员。田源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名局长，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常务干事，卢健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名处长。在经济改革领域，此二人如同一面代表武大青年学者的旗帜。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被派往湖北，他联合武汉一众青年才俊共同创办了综合性学术刊物《青年论坛》。这些人多数都出身武大，社长王一鸣是陈东升的同班同学，总编李明华是武大哲学系的校友。
该刊创刊号便刊登了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给当时的理论界带来巨大震动。青年学者提笔著文，为改革护航，《青年论坛》期期出佳章。1986年7月号，胡德平的《论言论自由》一文再掀讨论高潮。陈东升当时任《青年论坛》驻北京记者站站长，1985年也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发展建设经济学的几点浅见》。
除《青年论坛》外，陈东升的很多理论文章都是在这一时期成文的。三年中，陈东升共发表几十篇论文，分别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主流或专业刊物上。
在微生物研究所时，陈东升便梦想未来能在中国重要的理论阵地《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1986年，《红旗》刊发了他的《掌握国际市场变化的新趋势》一文，当时陈东升29岁。
鉴于他在学术上的表现，陈东升被推荐到《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这本刊物最先是挂在《经济日报》下面，后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定位副局级。
陈东升曾对比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500强，观察到一个现象：一个国家有多少世界500强企业，与其在世界经济序列中的位置正相关。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最多，所以美国经济最强，日本其次，所以日本经济也排在美国之后。他就此得出结论，“不拥有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不在世界跨国公司里占到一定比例，就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1988年，他与《管理世界》的同事方宇模仿《财富》杂志，共同策划了“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价”，评价体系参照国际惯例。这次策划，连同在国内首次使用的“国际惯例”一词一同风靡，让《管理世界》名声大噪，赚了不少钱。紧接着，为庆祝建国40周年，陈东升又策划了500家大企业成就展。为了招商，他打着“国务院企业评价中心”的牌子，无论去哪，都能吸引一批国有企业领导。
上世纪80年代末，积累十年的中青年群体力量一夜溃散，年轻一代陷入迷茫，陈东升也是其中之一。
中南海附近的22号院中有不少机关，如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前者搞改革，后者搞研究，同是改革智囊。田源便在22号院办公。
一天傍晚，陈东升和田源、卢健三人站在22号院门口聊天，田源要在留学和做国企经理之间做抉择，陈卢二人建议他下海
创业，称未来或可沾光。田源听后很受用，但后来还是选择了留学。
那天晚上，三人从傍晚聊到凌晨一点多，才各自骑自行车回家。
陈东升对经商本无兴趣，他曾笃定，要么做学术，要么当大官。《管理世界》赚到了钱，为陈东升踏足商业开了个不错的头，而三人22号院门口的夜谈，是动摇陈东升的最后一根稻草，时代变了，影响着每一个人，机会离陈东升并不远。
1994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现场。这场春拍正式开始前，陈东升一度提心吊胆。拍卖结束，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地创造了1400万元人民币的惊人成交额。
商海扬波
1990年之前，辞职下海并非多数人的选择，主流话语中，经商并不是个体面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为改革加力，由国家体改委印发的“两个文件”形成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期规范，让中国真正迎来大规模且持续的下海潮。包括陈东升在内，很多中低层官员走出体制，成为了日后的“92派”。
当时，陈东升每天盯着报纸和《新闻联播》看，琢磨股份制企业的模式和管理。有一次，他看到电视里播放梵高的《向日葵》被神秘买家买走，创了天价。80年代末的中国，电视机里上演着西方上流社会的高雅游戏，拍卖师打着领结，绅士贵妇衣着华贵，雍容典雅，电视机外的中国，还没有摆脱经济落后，反差之大，再次引发了陈东升的“不甘心”。
武汉印刷厂要上市，陈东升的校友毛振华受邀为其做股份制改革方案，组团到武汉考察，由董辅礽带队，陈东升、卢健、李军等人一同前往。晚上饭局谈及中国经济格局之变，在座者越聊越为情势的向好而兴奋激动，想法一个接一个抛出来，陈东升讲工业博物馆和拍卖行，众人激将，说他点子太多，“你只要抓一个做成功我都服你!”陈东升吃了将，立志非成不可。
从武汉返京，陈东升开始筹备创建拍卖行。得益于在《管理世界》积累的外贸口大企业关系，不到一周时间，他便募集到2000万股本，也找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入股。
办拍卖行，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文物拍卖行业法律法规几近空白，侧面只有一部《文物法》，不但无法支撑新的行业，甚至成了新行业萌芽的阻力。
解放后，政府规定文物要“专营”，开设文物商店，由国家直接管理，不许民间涉足经营。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的变革渐次展开，惟文物行业反倒两眼迷茫、前途不明，仍旧一片衰败凋敝。
马未都曾向《中国慈善家》描述当时的文物市场。因受文革影响，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黑市贩卖和民间私下交易很多，但文物价值一度沉在谷底，即便是国营店面也并不景气。少有人能想象文物市场会在90年代火热起来。
陈东升认定拍卖要走市场化和专业化之路，身处改革前端，参与缔造和完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成了他不可回避的责任。他不可能只期待政府各层领导的智慧，而必须站立于合法和无法可依之间，与政府部门展开交流合作，谋求对旧体制的突破，建立可行的经营模式，并树立行业标准和样板。
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要做推动，绝非易事。嘉德所代表的拍卖行业的出现，对落后的国营文物商店模式是种颠覆。申请执照便是嘉德的第一大难关，毫无意外地，遭到体制内铁饭碗们的强烈反对，阻力重重。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是开明派，为支持文物行业变革，也冒风险押上了自己的政治资本。陈东升说，当年斗争之激烈，是今天无法想象的。
陈东升必须绕开当时《文物法》的限制，为此不得不将拍品范围定义为工艺品。跟文化部门申请办公司，还需找到文化艺术品行业相关的单位做股东。在当时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处长陈兴宝的帮助下，陈东升找到中国画研究院，名义上由该院牵头办公司做拍卖行。后多历波折，嘉德终于在1993年2月获文化部批准。之后陈东升又去跑工商口，申请“中国”字头，同样历尽艰辛。
1993年5月18日，嘉德在长城饭店举办开业庆典，国务院分管文化的领导及有关官员前往道贺。张德勤参加完庆典后在日记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徐志坚(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同志对我说，文物拍卖宜小步走，慢慢来……”
1994年，嘉德首场拍卖成交额1400万元，一炮而红，大获成功。这是当时无人敢想象的数字。
1996年，《拍卖法》的颁布施行，彻底击垮了此前文物部门对经营的垄断。2002年、2007年，《文物法》两次修订，承认了文物拍卖在中国的合法性。之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的确立，嘉德像块改革试验田，很多条文、细则，都是当年嘉德跟文物局官员们参照国际规则商议确定的，其中不乏中国特色的创新条款。
陈东升有句名言，“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他所模仿的目标，是国际两大老牌拍卖行苏富比与佳士得。从管理架构到细节，陈东升都不肯放过。嘉德一边向国外学习现代管理，一边为行业引入专业化标准。陈东升要求嘉德做到“两个负责一个坚守”，在他的标准内，拍卖行应确保独立性，不做买家，不做卖家，坚持不买不卖只做中间人，赚取佣金。
当时嘉德的副总经理甘学军说，嘉德甫一创立就在建立一种模式，推广一种文化，从而形成了某种高度。他所指的便是拍卖行业的伦理和操守。陈东升说，这是嘉德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创立嘉德时，陈东升同时在筹备创立泰康，但泰康却比嘉德迟到了3年才宣告成立，过程也更为艰难。
陈东升创立泰康人寿同样将专业性视为信仰，先是模仿国际成功范例，此后，平均每五年左右一升级，像事先画好了方向和落脚点，步伐相当工整。2001年，泰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泰康大事年表中，“自主创新”取代了“模仿”二字。2006年，泰康进入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期。2009年，泰康推动寿险产业链升级。2014年，泰康定位为创新型保险金融服务集团。
珞珈山顶让陈东升具备了宏观视野，他早早看到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将出现养老问题，率泰康在医养社区方向布局铺垫长达10年之久，投入200多亿。与嘉德的成长颇为相像，对中国来说，养老是新命题，缺少经验积累，泰康走在前面，同样会不可躲避地对行业产生影响。
陈东升说，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嘉德和泰康更愿意做制度建设的推动者，“谋取一个特别政策、吃点小灶、搞点雕虫小技，这不是成功。”
带头武大帮
以“始”字石为起点，至今三十四年，陈东升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获得财富，也在过程中不断衡量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定义着财富以外的自我价值。
2011年，陈东升再次回到武大，为庆祝2013年武大120周年校庆，他希望为武大捐赠一栋博物馆。他对时任武大校长李晓红提及当年登山刻石之举，李晓红当即拉他上山。6月初，武汉酷热，二人汗流浃背，凭借记忆沿路攀登。终于，在山顶树丛中找到那块石头，李晓红惊喜激动到当场引吭高歌。陈东升也很激动，捐赠博物馆的事便定了下来。
陈东升受益于武大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所凝结积淀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希望万林艺术博物馆成为武大年轻学子们的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2015年，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落成开馆，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使用面积8000平方米，外观如一块天外来石，与陈东升32年前的“始”字石相呼应。博物馆以陈东升的父亲陈万林的名字命名。陈东升说，这1.27亿元是他多年来的薪水、奖金和分红。2016年底，陈东升又向博物馆捐赠了价值2000多万元的艺术品。
万林艺术博物馆开馆展展览现场
每到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陈东升总会格外注意当地的博物馆和大学，这已成为习惯。哈佛、哥大、宾大、斯坦福等世界名校均有博物馆，很多是校友捐赠。陈东升尤其看重大学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养成，上世纪九十年代泰康刚起步时，他便想到未来捐给母校一座博物馆。“那时嘉德已经很成功了，但谈不上拥有财富，可我心里知道未来会有机会，就等时机成熟。”
紧随陈东升之后，艾路明、毛振华、雷军、阎志等众多武大校友也相继为母校捐款。艾路明等人合捐超过1亿元，阎志捐1亿，雷军捐款99999999元，毛振华捐款5千万，周旭洲捐款5千万。
“大概四五十个人，钱数不等，约有15个亿，现金到账的，国家再配套15个亿，所以实际上同学们筹措了30个亿的基金，支持学校发展。现在再捐楼武大已经没地方了。我一个楼，毛振华一个楼，艾路明一个楼，阎志一个楼，雷军一个楼，五个楼。现在从捐楼开始变为捐基金，引进人才，比方讲座教授。”
校友们的同力协契让陈东升感慨，“武汉大学了不起，我觉得有这些好师兄、师弟，我很骄傲的，很自豪。”
武大120周年校庆时，武大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在陈东升的提议下也宣告成立，由陈东升等24位武大校友发起，是继北京大学后，全国高校第二家“校友企业家联谊会”，陈东升任第一届理事长，雷军为常务副理事长。
陈东升曾说过，未来武大在社会上的地位将是和学校基金会拥有的亿万富翁成正比的，联谊会除扶持校友、支持学校科研教学外，还要建起一个“武大帮”。
“武大帮”的说法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早有流传，但这一群体概念一直被当做简单标签，意涵未能得到深入阐述。陈东升觉得，中国企业家的群体意识正在进化，未来将不再简单地以地域归属为联结，而是代之以相近的价值追求和人文传承为纽带，形成类似于欧美发达国家名校的大学商帮是必然。
2001年，田源与陈东升等人创立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后论坛遇到发展、管理难题，陈东升被推举为理事长。他将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亚布力论坛，在凝聚企业家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对他来说，武大校友企业家联谊会规模不算大，治理起来更得心应手，战略上，他也有明确的方向和规划。
在武汉大学，陈东升为“武大帮”设计了“一虚一实”的战略。所谓“一实”，即2015年创立的珞珈创新天使基金，该基金由武汉大学、武汉市武昌区政府、武汉珞珈校友企业联盟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旨在支持武大师生及校友创业、创新，目前已
投资了11个项目。
所谓“一虚”，即“珞珈论坛”。陈东升希望能在武大将“珞珈论坛”办得红火，让武大学子多一些思想上的收获。
“刚开始(武大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蹇宏问我，论坛一般都会在不同城市召开峰会，我们是不是也参照这种模式，比如去广州、去深圳办?我说，错了，珞珈论坛永远在武汉大学。”
陈东升视哈佛中国论坛为珞珈论坛的标杆。哈佛中国论坛创立于1997年，是北美最大的由学生组织的中国峰会。陈东升的儿子陈奕伦2008年到哈佛大学读本科，参与了哈佛中国论坛，后来又做过两年论坛主席，推动了哈佛中国论坛与亚布力论坛对接。
“今年哈佛中国论坛20周年，我去演讲，把我们秘书长也带去跟哈佛中国论坛签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后珞珈论坛跟武汉市政府合作，要变成整个华中地区大学生的一个论坛，像哈佛中国论坛一样。”
武汉大学一直被陈东升视为精神依归，武大建校110周年时，他受邀代表校友讲话。在讲话中，他将武大与祖国和母亲相提并论。
“自己的母亲、祖国母亲、母校，这三个词以外，很少用到这个‘母’字。这是我对自己的学校深深的爱，这个是在骨子里的，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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